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

祖父大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作为子孙而远离几千里之外，这心怎么能稍稍放得下！温弟去年如果不回去，这时还留在京城，也是一刻都不能安宁。弟弟们看到父亲和叔父诚厚孝敬的品行，能够人人竭尽全力，侍候老人，这是我家最吉祥的表现。我在京城的家里，吃着精美的食品，穿着丝绣衣服，竟不能尽半点做孙子的责任；妻子儿女都安稳地坐在家中享受，不能分担母亲的劳苦。每一次想到这里，我不觉惭愧得冒汗。

我仔细思考，普天之下官宦人家，大多数都只有一代人就享用完了，他们的子孙开始骄奢淫逸，后来又放荡不羁，最后身填沟壑，能够延续一两代的人家实在太少见了；商贾人家，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人家，谨慎淳朴的能延续五六代；孝友之家[...]

而其根在读书，是读书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支撑。这支撑有如坚实的根部，令他的做人有了持久的张力。张力的一维是雄强，另一维是畏慎，中间则编织着警觉、清醒、浑含、圆融等说诸多语汇，从而成就一种弹性和坚韧。这就是他成功的秘奥。而这正是我们由读书和做人的视角窥究出来的，也许相对而言，这一视角更为简捷。

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所说的读书，绝不单指看书，而是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兼行，这就将读书上升为一个系统，强调多渠道同行并进，在一种综合互动中，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就读书而言，这种综合性的强调，应当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

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

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国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