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年夏，南方局派郑伯克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把争取地方实力派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努力扩大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昆明警察系统的起义人员，以“警盟”成员为骨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昆明保卫战，后又成立警察联合会，为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搜捕敌特，协助侦破三起凶杀抢劫案件等方面，均做出了贡献

在昆明保卫战中，起义部队暂编第十三军三十八团团长李焕文，接受了中共昆明市委临时军工委“英勇杀敌，保卫昆明，保卫党组织”的命令，他身先士卒，在螺蛳湾血战中，坚守住了阵地，重创来犯之敌，受到了卢汉的表彰。以“军盟”成员为团长的三十三、三十一、三十七团也在团长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为“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敌军久攻昆明不下，而人民解放军又日夜兼程形成对昆明迂回包围态势，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只得仓惶溃逃，昆明保卫战于12月23日胜利结束。

卢汉率部在昆明起义后，昆明市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昆明的严重敌情，提出镇反肃特、保障昆明社会安定、保卫起义成果的中心任务。起义当局成立临时军政委员会，由昆明市委派出保卫部的三名干部进入该委员会的公安处，直接掌管公安处的工作，依靠过去积累的资料和工作基础，从12月13日起在昆明展开了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的全面搜捕。从昆明起义到军事接管。总共逮捕了敌特及反革命分子1290人。这对维护昆明社会安定，粉碎敌第二十六军、第八军里应外合进攻昆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要他们挑选可靠人员，执行任务，并严守机密。龙、徐二人共挑选了官兵21人，其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秘密组织的19人(党员1人，“民青”、“军盟”16人，武工队员2人)。这些同志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接受任务后，严格保守了这一重要机密。当参加会议的国民党军政首脑到齐后，他们扣压了这些反动头目，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

12月9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来昆，筹划布置国民党中央机关迁昆计划。卢汉乘机借张群名义于当晚8时在青莲街官邸召开有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保密局滇站站长沈醉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在昆头目参加的紧急会议，一举扣押了这些头目。当天下午5时，卢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其亲信绥靖公署特务队队长龙云青及省府警卫营营长徐振芳

敌工组织经过长期工作，到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军统在昆明设置的公开和秘密机构，人员分布和大部分军统人员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照片等资料，同时还获取了保密局在昆明的潜伏应变计划及活动情况。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保厂护产，防止反革命破坏。

昆明党组织还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了解敌情变化，争取中上层人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敌工小组人员经常保持和知名民主人士、民政厅长、民盟成员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如罗次县地下党负责人被罗次县政府逮捕，就是敌工组通过安恩溥出面疏通释放的。1949年9月，卢汉在重庆与蒋介石密谋准备在昆明大肆逮捕、镇压革命力量后，敌工小组通过杨杰和安恩溥及时了解到卢汉的一些思想动向，为争取卢汉，掌握时机，采取对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边纵”游击队在禄劝县行军途中遭到地霸武装的伏击，被俘10余人，关押在禄劝、武定两县政府的监狱，共产党员利用保安十二团驻防该地之机，以团长名义出面，声称保安团要扩充兵员，把被俘的10余人要了出来，并将他们送回游击队。敌工组织还派人打入敌二十六军的谍报人员训练班，利用工作关系取得二十六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交边纵使用

在警察系统，1949年9月，已有“警盟”成员70多人，各单位都有了“警盟”组织。昆明起义前夕，警察系统共发展了党员4人，盟员100余人。昆明市警察总局局长李志正，也在起义前夕参加了“警盟”组织，加上一部分中层警官，基本上可以为我所用。敌工组织利用敌警察机关的特殊职能，掩护开展革命工作。警察局里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利用工作之便，巧妙地取出已盖好公章的空白出入境通行证，供党组织转移下乡的同志使用，让他们能够安全顺利地通过敌人的检查关卡。

省府警卫营营长李焕文(中共党员)派人将边纵驻昆联络站秘密购置的数千套军服、药品、武器弹药、文化用品等封装好，贴上保安司令部的封条转送到边纵；李焕文还从保安司令部取出3套军用地图交游击队使用，为支援“边纵”武装斗争起到特殊的重要作用。卢汉想不到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竟会直接、间接地为共产党所控制。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党在敌人军、警、宪、特中的外围组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省府警卫营中发展很快。到1949年9月，在该营中已有党员4人，“民青”、“新联”成员60多人，“军盟”成员92人，“武工队”战士145人。做到营有党支部，连有核心组，排有小组。秘密掌握了这支武装。党组织从警卫营及其控制的人员中选派了重机枪射手，爆破技术员等，携带炸药、导火线、雷管、手摇点火机等器材到边纵参加战斗；

九九整肃”时，反动派逮捕了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土480余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提出名单坚持要杀害200人，并企图借卢汉之手来实施这一阴谋，以便拉卢汉下水，迫使其反共到底。在此情况下，党组织一方面通过统战关系警告卢汉要绝对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一方面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卢汉采纳了社会各方面的建议，巧妙地把看管审判权从保密局滇站移交到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卢汉又以案情重大为由，故意拖延审判过程，抵制了毛人风、沈醉杀害这批人的阴谋。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卢汉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由代总统李宗仁电令卢汉“酌情从宽处理”，全部释放了被捕人员。

分别采取严格认真考核、个别慎重发展、领导严格把关的办法，对敌人军、警、宪、特中适合条件的人员，发展为外围组织成员。至1950年2月，在昆明敌军、警、宪、特中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盟员近1000人。为了用公开合法的名义掩护秘密工作的开展，还在敌军中以同乡会、兄弟会等形式，吸收组织敌营中的群众。对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员，则只建立政治联系和工作关系，不发展参加党直接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1948年7月，昆明学生开展“反美抗日”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师生近千人被捕。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敌情工作的同志及时摸清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预谋和监狱里刑讯逼供的重要情报，对保卫党的组织，保护革命群众，[...]

遂采取了“拉出来为主，打进去为辅”的工作方针。敌工组织开始曾用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青”及“新联”的名义，吸收敌营中转向革命且具备了条件的人员。不久，即发现它与敌工工作的特点不相适应，万一不慎，还会暴露这两个秘密外围组织。为了适应敌工工作的特点，按照共产党的原则建立既有革命性又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对开展革命工作更为有利。1948年8月，经省工委批准建立“云南救国正义同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1949年5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简称“军盟”)和“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简称“警盟”)这两个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此外还在省府警卫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等一些秘密革命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