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

。租界里红头阿三抓中国人，揪住辫子，一抓一串，在大街上昂然走着，刺激着所有来过上海的国人的神经。况且，在西人眼里，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不仅怪，而且是不卫生，不文明的象征，男人留那么长的辫子，梳洗不便，难免生虱子，使得要追求文明的清政府，也不怎么好意思坚持辫子主义。所以，原本就不怎么在乎辫子的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为了防止“投名状”的效应，也下令剪辫。在百姓的脑袋上，跟革命党分进合击

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

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

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居正、焦达峰、邓玉麟

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飞身上台，举杖便打。梁启超们开始还想与之辩理，没想到枣木杖招招见肉，秀才遇见兵，有理没处说，只好逃走。据参加棒喝的山西革命党人南桂馨说，他们打走了保皇党，居然接茬在原会场开会演讲，梁启超们请来的日本嘉宾，竟然也不走，还登台说话。此后，每逢保皇党集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肯定去打，保皇党人多，能打的人不多，都架不住张继的棒喝党勇猛。日本警察也不爱管这中国人之间的滥事儿，所以，就这样打来打去，保皇党的声势就萎了下去。有样学样，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这样打，保皇党徐勤来新加坡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