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办公室-1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九-九-藏-书-网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原来在哪个部队？”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385旅。”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中午。”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在厕所大便呢。”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看过了。”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99lib.net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总理该休息了。”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九九藏书网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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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你是叫何树英吧？”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九-九-藏-书-网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你觉得行不行？”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是的，周副主席。”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