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对于“章罗同盟”的指责声中，七月三日上午，章伯钧不得不在安徽代表小组里对“章罗同盟”这一问题表态。

正值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章伯钧作为人大代表，正出席会议。会场，变成了“反右派”的“战场”。

众所周知，一九五七年的这种“揭发”材料，可信度是很差的，失真度是很高的，虽说堂而皇之登在《人民日报》上。这种“揭发”，在六月六日当天，迅速地通过内部途径，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促使毛泽东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错误的情报，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导致错误的决策。就在六月六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为反击右派进行了部署。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

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曾昭抡说：“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费孝通说：“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六月五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三教授前来他家，说是大学里学生闹风潮。钱伟长说清华大学的情况很严重。他们研究民盟该怎么办？于是，章伯钧在翌日召开了“六教授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