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曰我中华固非社会嬗变路线之错,而在乎满夷肆虐、西洋搅扰之打断,以致慢于天下,悲也夫!
清初诸帝努力汉化的程度,亦相当可赞美。尤其如康熙之好学。年十七、八时、以读书过勤咯血,犹不肯废。初,讲官隔日进讲,帝令改按日进讲。三藩变起,帝犹不肯废进讲之制。修葺宫殿,则移居瀛台,仍令讲官进讲。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于天文历算,皆所通晓,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百姓生活得是否好更重要还是所谓的“气节”更重要?如果需要我们是不是可以舍弃一部分所谓的心高?
然明末遗民,他们虽含荼茹蘖,赍恨没世,而他们坚贞之志节,笃实之学风,已足以深入于有清一代数百年来士大夫之内心,而隐然支配其风气。直到清末,还赖藉他们人格之潜力,来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
相信每个时代无论任何环境下都会有杰出的志士,“英雄”是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明末遗民,虽则抱有极强烈的民族观念,到底除却他们自身以外,他们的亲戚朋友以至他们的子孙,依然只能应举做官,这样便走上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亦惟有如此,他们还可负荷他们最重视的民族文化。
何谓“汉奸”?在大环境下我们是应该坚持自己或是尽己所能?
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折奏,咸自称“奴才”
多年的皮肤是否会 lmm
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
回想宋开朝,整个朝代中的文学不可不说到达了中国文学的至高点,却养育除了这样一个君主
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
这不得不杀,不得不废何其悲哀
就当时国力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有些感动,却早已明知结果不禁哀叹惋惜。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所以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应该从众或是“独断”?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虽能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不过尔尔,但是终究还是出现了
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
是在拷问谁?我们所期待的“民主”真的呢么美好吗??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其实说起来,我们现在看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觉得改革无非就是修生养息,轻徭薄赋,为人民着想,严惩贪官,但是却没有几个君主是真真正正做好的,这是为什么?当局者迷?暂时的利益与享受最重要?各方势力难以撼动??
。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重要的应该是质量,良莠不齐,数量庞大还有可能导致作弊、考官考生串通等事件发生。
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对于国家的生死存亡总是需要勇士站出来,这样孤注一掷的险计背后有多少无奈与悲怆。
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
真正的忠臣,在人民的名义中的孙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