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爵士性格开朗，交游甚广，经常在家中招待文艺界的名流，或者邀请他们到康沃尔郡的海滨别墅去避暑。每逢周末，他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群贤毕集。托马斯·哈代、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埃德蒙·戈斯等大文豪，都是他的座上佳宾。斯蒂芬的家成了当时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著作、伟大的人物荟萃之地。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弗吉尼亚自幼耳濡目染，得益匪浅。后来她能卓然成家，与家学渊源不无关系。

“我们显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是牢牢地固定在我们的立足之处；事物在我们的周围变迁；我们自身也在变动。”

但是，从第一次大战中退伍归来的青年，再也不相信爱国主义的神话和自由平等的谎言，他们满腔忿恨地指责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无非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经济状况的恶化，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急剧的社会变化。垄断资本家于1916年成立了英国工业联合会，加强了对于国家机器的控制和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被压迫者自然不甘示弱，1918年，英国参加罢工者达一百一十一万六千人。人民在斗争中也赢得了一些最起码的基本权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议院通过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法案……

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画于1874年，瓦格纳的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作于1876年，马拉美的象征派诗歌《牧神的午后》发表于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于1880年。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总危机尚未爆发，而西方文化艺术的变革已经开始。事实证明，变革的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因素，而是在于文化艺术本身的内部因素。这内部因素就是生活的丰富性，真实的多样性，人们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的多元化。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要求，打破了传统规范的艺术独断论。

传统的西方小说要求直接临摹自然，如实反映人生，实质上它是一种纯理性主义的道德醒世故事。故事的叙述者就是小说家，他在作品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来叙述事件，描绘情景，塑造人物，并可随时插进来发一通议论，阐明他本人的道德观念和美学准则，而书中人物不过是作家用来说明主题观念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