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资中筠先生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而不是将其称为“知识分子”，同样也是有深意的。因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确乎是不同的概念，也根本不能互换。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知识分子指有较高文化水平（通常以学历和职称为标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工程师、教员、医生、编辑、记者。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知与良心的人。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脑力劳动者”。显然，广义知识分子的范围比“读书人”的概念大。在中国传统社会，诸如郎中（医生）、巧匠（工程师）之类是不大好算作“读书人”的，除非他们是“儒医”、“儒匠”，或主[...]

那么，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因为制度不健全，让人钻了空子。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这当然并不错。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却未免过于乐观。在我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不是“道”。“道”不变，变“术”是没有用的。而且，说得悲观一点，只怕是制度越严密，腐败就越严重。

实际上许多人送礼，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如果想要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那是很便当的，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

中国的老百姓当真能监督吗？且不说他们有没有监督权，也不说我们有没有这样一套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就算有，也未必能有成效。我在最新版的《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人对待腐败的态度，其实是一贯采取双重标准的。别人搞腐败，他痛恨；自己搞，或者自己家里人搞，就不痛恨了。他们的义愤填膺，往往是因为自己没有份。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痛恨的，但如果你邀请他一起去，则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这是一。第二，中国人也一般只反对典型腐败，不反对非典型腐败。不但不反对，还要积极参加。比如给医生送红包，就屡禁不止，因为病人不同意禁止。你越禁，他越要送，那你还能指望他们监督医生？

但湖南真正让人刮目相看，却是在晚清咸丰、同治之后。从此，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湖南人的时代”。陶澍（安化）、魏源（邵阳）是第一拨，曾国藩（湘乡）、左宗棠（湘阴）、胡林翼（益阳）、郭嵩焘（湘阴）是第二拨，谭嗣同（浏阳）、唐才常（浏阳）又是一拨，黄兴（长沙）、蔡锷（邵阳）、宋教仁（桃源）、陈天华（新化）又是一拨，然后是毛泽东（湘潭）、刘少奇（宁乡）、彭德怀（湘潭）、贺龙（桑植）、罗荣桓（衡东）、任弼时（湘阴）、李立三（醴陵），正所谓“湘省士风，云兴雷震，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杨昌济先生语）。

当整个社会都万马齐喑，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这个政权的兴亡也就没有人上心了。到时候，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对不起，没门！

何况想帮也帮不上，因为魂没有了，不计后果只认死理的精神没有了。事实上，没有了独立思考，就只有人云亦云；没有了书生意气，就只有奴颜媚骨；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就只好说假话。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前方将帅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谎言之中进行决策（请参看拙撰《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这样的军队，岂有不败之理？这样的国家，又岂有不亡之理？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寻常百姓和文弱书生。夏坚勇不无愤慨地说：“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这话说得真好！我以为，这才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好注脚—— 国家兴盛可以分红时，匹夫无份；国家危急需要救难时，匹夫有责。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道家的治国理念是什么呢？是“清静无为”。他们追求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讲究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的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相信的是“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叫“治大国若烹小鲜”呢？就是说，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小鱼小虾，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动干戈。所以，即便要削藩，也只能慢慢来，火到猪头烂，功到自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