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肉体只是根据我们形形色色的DNA结构排列而成的细胞集合体，那些见到我们的人总禁不住会看出它所包含的意义和性格。出于一种可悲的谬误，他们可以把我们的容貌称为美丽、尖酸、老实或是可爱，这就同诗人根据自己情感上的标准，将一些没有生命的风景贴上种种标签一样，不是说这座山“雄浑”，就是说那条小溪“欢快”。

埃里克和他的同事都身穿金融区里的人常穿的套装，但其实既幼稚又过时；他们仍然沿袭千百年来的老规矩，把感情上的需要只看成是性的需要，以此来减轻男女之间互相依存的份量。

他害怕她毫无戒备地爱他的方式；他羞于接受别人的温情，总要等到上班时才会想自己是多么爱她，而这一点在面对她时他却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加以表达了；他需要时间来回应她的一片柔情，就好比一个人在打电话时张口结舌，非要等独自面对信纸时才能静下心来回复一样。

如果说他常常心不在焉、很不耐烦，如果说他有时候不回艾丽丝的电话，那是因为（除掉确实是礼貌欠缺之外）他觉得自己不配成为爱恋的对象。他无法回应的那种感情使他害怕，因此他认为这种感情简直幼稚可笑，令他无法接受，甚至感到讨厌。

一个一言不发的人折射出种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来——面对着默默无语的人，心中有鬼的会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被人觉察，愚笨的人会以为自己的无知已经尽人皆知，对自己外表缺乏信心的人会以为自己的丑陋难以置信地一览无余。

要是希望人与人的关系超出陌生人之间那种彬彬有礼的交往阶段，那就需要有一方先举步迈入邻居的花园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一方得鼓起勇气问：“能不能请您过来一起喝杯咖啡？”或者，“那部电影您看了没有？”一方得清清嗓子说：“我爱跟你在一起，”或者，“我们干吗不结婚呢？”一方得把自己说的话放到权利的天平上，同时战战兢兢地希望另一方也会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同样份量的砝码。

司汤达曾经悲观地提出，总是有一方爱得比较深，这就意味着恋爱关系中总会令人感觉到权利问题的存在。

爱情有能力将一个其他各方面都很理智的人转化成一个成天胡思乱想、担心大祸临头的偏执狂病人——“他／她不再爱我了，他／她觉得厌倦了，我敢肯定一有机会他／她就会同我一刀两断……”偏执狂很可能是对爱情的最自然的反应，因为爱情就意味把对方当作宝贝，从而时刻担心有可能失掉对方。

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一项鲜为人所知的实验中发现，如果对一只已经训练有素的狗不断发出一些混乱的信号，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只狗便会发抖、大小便失禁，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果在喂食前的铃声响过之后，却回回端来空盘子，在重复数次之后，狗便可以适应“铃声表示没有食物”这一概念。但是，假如铃声响过之后，有时端来食物，有时候又端来空盘子，铃声完全乱了套，狗就会完全糊涂，它不知道如何着想，因为食物是否会出现毫无规律可寻。铃声一会儿是这个意思，一会儿是那个意思（尽管总是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这只狗便会慢慢地失去理智。

有一种令人泄气的坦露胸怀的方式可以称之为克里特式，那是根据“克里特人说‘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这一悖论命名的。克里特人以这种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性格，便带上了含混不清的色彩，使得听这话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

尽管在金钱往来上，欠债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但奇怪的是，处理得当的债务却是友谊和爱情的重要支柱。良好的财政政策很可能是糟糕的爱情政策——因为爱情的一部分就是欠债，同时愿意接受由于欠人东西而引起的不确定感，把自己交给对方任凭处置，让对方决定自己应该以何种方式何时还清债务。

么，情感上的衣着是什么呢？它包括一整套的衣物用来保护自己，不让别人看到自己柔嫩的内心世界，不肯将自己情感上的私处暴露在别人眼前，不让别人知道“我需要你”这个隐藏在心中的强烈愿望。穿上衣服也就是拒绝把自己置于本人无法控制的另一个人的掌握之中，这个人很可能由于不回你的电话或者同别人调情，真正使你伤心欲绝或者气得发狂。

“对不起。我怎么跟你说呢？这件开襟毛衣体现出西方文明终于胜利地生产出完美无缺的毛线制品了。它达到设计的高峰，是时装业的精华，是开襟毛衣当中的蒙娜丽莎……”

认为女人“孩子气、愚蠢而短视，总而言之，终其一生只是些大孩子”，以及“只有智力受到性欲蒙蔽的男人才会把这个发育不良、窄肩肥臀、双腿很短的性别称之为美丽的性别”

借用D·H·劳伦斯的说法，她是“对别处怀有思乡情结”的浪漫主义者，她渴望自己有另一个身体，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情人——也就是青春期的兰波那著名的“人生就在别处”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