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曾言：“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

加缪并不是在讨论审判的法律依据或其非正义性，他只是描写了被押往卡延途中苦役犯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表达了自己的道德观：“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怜悯问题，而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对人施以非人的对待，没有比这更加卑鄙的场面了。”在报道中他不断以第一人称“我”说话，即使在使用介于代表记者本人的“我”和代表读者的“您”之间的“人们”一词时，也让人感到是“我”在说话。

加缪没有躲在中性的第三人称背后，而是以第一人称进一步描述：“我看见三个阿拉伯人扒在一个舷窗上，朝阿尔及尔方向眺望。对于他们的同伴来说，那里从此将是一片远去的陌生土地，而对于那三名张望的阿拉伯人来说，透过雨水他们多少还在找寻着自己的家园。”加缪明白自己是“欧洲裔”的自由人：“置身于那种环境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可骄傲的。”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任职不到两个月，他就坦率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体面的记者面对囚犯时的不安。

1938年12月1日，他作为记者撰写的一篇报道首次引起了轰动。当时关押在一艘轮船底舱的一批刑事犯（又称普通犯）正在等待发落。加缪报道说：“在每个舱格的顶棚下……都有一张嘴正要呕吐，如果发生骚乱，水蒸汽就会喷向犯人。”

他相信联合国，相信会产生一种“国际秩序，最终实现对实行了多年的制度的改革，而这种改革实际上相当于革命”。他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只是泛泛而谈。他还相信他业已接受的某些“药方”和想法的作用，如戴高乐——并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的对铁路、天然气、电力、煤炭、雷诺汽车公司实行国有化，加缪说：“这些改革不会仅在一个国家是可行的。”

加缪说：“我会说，对人类的处境我感到悲观，但对人类我感到乐观。”萨特呢？实际上，他对于个体的人的命运以及长期的历史都觉得乐观。

萨特和加缪不认为世界有意义，除非人类行动起来赋予世界以意义。萨特越来越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相信未来会发生革命，革命的成败是由人类历史的基因设计好的。加缪不同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否定。萨特以自由的名义，抛弃了绝对决定论，但是却被人类历史的意义和自由的问题难住了，和加缪一样，他不同意在20世纪还要给予基督教特殊的地位。至于形而上学和宗教学——托马斯主义宗教学或者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萨特觉得加缪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天赋。

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加缪亲俄或者亲苏，但不亲共，对国际舞台上输赢的细节并不热衷。

纪德没有沉浸在抵抗组织和“战争期间”的共产党人的兄弟情谊中。这位老人担心法国的大气候，对战后的一边倒充满怀疑，看出法国有陷入专制的危险。在1945年1月15日出版的报纸上，他写道：“我想人们很快就会承认我的某些指控是有依据的；尤其是关于思想镇压方面的指控。……法国的这种镇压才刚开始，榜样是苏联。任何不同思想都会遭到怀疑并且立即予以揭发。”对国内和国际的共产主义屈服、巴结，甚至奴颜卑膝蔚然成风。

然而，他多多少少还是放弃了谨慎的态度，1945年当民族解放运动召开大会时，加缪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战斗报》与民族解放运动有一些关联。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运动一些亲共产党的成员希望它和秘密信仰共产主义的民族阵线合并。马尔罗立刻表示反对这种混编，《战斗报》支持马尔罗的意见，因为抵抗运动组织应该有多个党派，而不是向法共靠拢。

1945年8月8日，加缪是唯一一位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表示反感的法国社论的撰稿人。绝大多数法国人和时事评论员都认为这颗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大量日本人死去避免了大量美国人死去。他写道：“机械文明达到了野蛮的极致。在一个不那么久远的将来，我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集体自杀，要么理智地利用科学成果。”加缪是唯一立即表示反对的人。他没有否认原子弹的效果：“请注意我们的看法。如果在广岛被摧毁后，由于此事产生的威慑力量致使日本人投降，我们会因此感到庆幸。”加缪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现在必须“更加积极地为一个真正公正的，大国没有高出小国的权利的国际社会”说话。加缪在这篇社论中流露出来的道德使命感比在其他文章里[...]

他觉得法国和巴黎失去了阿尔及利亚与主张民族同化的精英分子的支持。他系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这就是正义的无穷力量，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重新征服阿尔及利亚及其人民。”

1945年他写道：“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在我看来是靠不住的，随后我们会知道，总有一天和平主义会不攻自破。”这句话里的“我们”指的是《战斗报》这个团队，而“我”是加缪自己。

一年以来，加缪对自由和正义思考得一样多。他的结论是：“自由就是能够维护我不以为然的事，甚至在一个我赞同的制度或者世界里也是如此。就是能够认为对手有道理。”在公开场合，在《战斗报》上，是不可能同意对手有道理的，但可以解释对手举出的理由。在社论里，我们可以谈论道德，但不谈论纯精神问题。

在思想领域，我们所能做的最节省精力的事情就是承认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同时关注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