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站到了，缓冲器吱吱嘎嘎响着。窗外闪过路灯、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列车员打开车门，拉起翻板，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吸了一口，走下车厢。

《波动》初稿完成于1974年11月，1976年4—6月修订完成第二稿，又据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版《波动》所附“补充资料”，小说于1979年4月作了最后的修改，是为定稿。

1979年6—10月，《波动》在《今天》第4—6期首次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作者署名为艾珊。

1980年8月，作为“今天丛书”之四，由《今天》编辑部出版过一个油印单行本，仍延用艾珊这个笔名。

1981年，《波动》发表于《长江文艺丛刊》第1期，署名赵振开。

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单行本，署名仍是赵振开。

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波动》写作中小资倾向几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要求25岁的北岛，早在1974年至1979年间就应该有一种觉悟，能够在写作中克服这一倾向，这是不是有点苛求？

这里我着重想说的，是隐含在《波动》这部小说中的感情倾向—由于这小说的主要人物肖凌是一个小资，为了深入描写她的感情生活，强调人物周围特有的氤氲，小说叙述难免会夹杂着一种小资味道，那么我们应该指出，北岛对这种小资情调没有拉开一个必要的距离，缺少一种独立的批评和审视。

即使杨讯在爱情的鼓舞下试图去跨越，杨讯背后的林东平也不允许，何况除了林东平，他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保护人”—一个干部子弟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由众多保护人形成的保护伞。因此，肖凌和杨讯、林东平的冲突，根本上是和他们背后的这个强大的保护伞的冲突，虽然肖凌对此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

我干了件什么蠢事啊，这个女孩被厂里开除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可我有什么责任呢？我只对我的儿子负责，这又有什么不对？再说，即使负责，也是厂方、小张、习惯势力的事情，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连个眼色也没使。不，责任不在我。她往哪儿走，不会是寻死吧？也许应该追上她，安慰她。不，责任不在我。他们的心思真难以捉摸，这代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要往哪儿走呢？

不过，在《波动》的故事里，这个老干部引起我们兴趣的，主要不是他的政治生活，而是他深刻的内心纠结。

但是我以为，如果把“搞笑”这个词的含义理解得宽泛一些，我们可以用“搞笑”来描述或概括这种新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不是“搞笑”已经成为今天小资文化的一种主流文化精神。在这样的精神面前，肖凌的虚无主义变得相当可笑：你严肃什么呀？傻B。

回答这个疑问，我以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分析试剂，滴放到今天新小资文化的长河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原来在这条生气勃勃的河道里暗藏着一股股虚无主义的激流，以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虚无主义的肖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并且再说这个话题？难道肖凌的虚无主义，和当下文化领导权的转移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疑问，我以为只要把肖凌和她的虚无主义当作一个分析试剂，滴放到今天新小资文化的长河里，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原来在这条生气勃勃的河道里暗藏着一股股虚无主义的激流，以至我们有理由相信，虚无主义的肖凌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后继无人的先行者。当然，世事无常，今天小资们的虚无思想远比他们的前辈丰富和复杂，他们已经不是简单地拒绝社会，不是硬邦邦地说不，也不简单地说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这种幼稚话。相反，今天的新小资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意义游戏化、趣味化、消费化：小资精英们不仅把意义变成一种可以用来“搞笑”，用来取[...]

是不是可以把与当代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看作是今天小资产阶级的主体？看成是一种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是不是有必要把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直接、干脆地看作全球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如此看待今天的小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必然会与以往那些有关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论述有尖锐的抵牾，但是，我以为应该更尊重现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如此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总显得含含混混，让人捉摸不定？特别是，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的相关著述和论说数量不少，其中有些以“中产阶层”和“中间阶级”做专题的研究，不但方法越来越细密，甚至试图用一定的量化分析作支持，可它的身份却依然暧昧，越说越说不清。这到底为什么？如若细究，其中恐怕隐藏着很深的政治无意识或深刻的政治谋略，可能牵涉着一些有意无意划定的禁区，一些不能触动的秘密乳酪。用俗话说，就是水很深。

《波动》所刻画的肖凌这个人物，还是有更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她不仅在“自我放逐”折磨和痛苦中根本否定“祖国”和“责任”的意义，而且根本否定意义本身——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

生活为什么非要有意义？意义本身就没有意义—肖凌对意义这种激烈又彻底的否定，并不是她和杨讯激烈争执中的一时气话，仔细阅读《波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否定对于肖凌不但是一贯的，而且还是她“自我放逐”的根本理由。

无论在伤痕文学当中，还是在其他“文革小说”当中，如此宣布和“祖国”断交甚至绝交的人物形象，绝不只肖凌一个，那是一个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家族。

按说，这个回答即使比较一般化，也还算是一个无论过去现在都能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说法，但是肖凌的反应非常激烈：“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批评如此尖锐，两个人之间的阶级鸿沟一下子被突显出来，似乎两个人脚下的土地被无情地撕开，原来的裂缝一下子变成了深渊。话已经说到这么绝，可肖凌还不罢休，最后断然宣布：“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