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都不要说了，你总不能一个铜板也不留就把你女人甩了啊！”
“为什么不能？”
“她怎么活下去呢？”
“我已经养活她十七年了。为什么她不能换换样，自己养活自己呢？”
“她养活不了。”
“她不妨试一试。”
我当然有许多话可以答辩。我可以谈妇女的经济地位，谈男人结婚以后公开或默认地承担的义务，还有许许多多别的道理，但是我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一点。
“你还爱她不爱她了？”
“一点儿也不爱了，”他回答。
不论对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件极端严肃的事，可是他的答话却带着那么一种幸灾乐祸、厚颜无耻的劲儿；为了不笑出声来，我拼命咬住嘴唇。我一再提醒自己他的行为是可恶的。我终于激动起自己的义愤来。
“他妈的，你得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