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这个名字，最初是从我去世的好友董乐山那里听说的。我对这位英国作家及其两部重要作品《1984》和《动物农场》的了解也是听乐山介绍才知道的。上一世纪90年代我翻译《动物农场》更是应乐山兄之约才决定动笔。在写这篇短文时，我应该首先提一下我同这位社会评论家和奥威尔名著《1984》的译者的相识过程。1972年，头顶上的乌云尚未散去，但“文革”初期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急风暴雨已失去强劲势头，许多“左”的政策有所修改。五七干校虽未明令撤销，但下放干部却陆陆续续调回城里，恢复工作。我原在的学校已被取消，教职员工合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乐山原来就在二外，但他和我分属的两个干校都设在茶淀。这一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