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耗尽元气之时，康生的可怕地位给整个现实投上了阴影，他被认为是先前十年那种民族自残行为的主要罪人。当胡耀邦向全国描述作为政治罪犯的康生的经历轮廓时，他并不是简单地为所有在康生手中受过磨难的人寻求公正；他之所以选择康生为无数邪恶行为的罪魁祸首，是为了保护共产党组织和它光芒四射的缔造耆毛主席。
胡耀邦急于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免受康生罪行的影啊，他甚至暗示康生密谋反对伟大的舵手，曾于一九七二年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然后暗杀了那些负责安装的技师。
康生之所以出头，成为伟大民族史无前例之恐怖手段的集大成者，关键点在于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和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身为中国共产党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