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