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