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