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嘉惠霖是个白人，但对中国的研究比我深入得多。他和李约瑟、费正清讨论过为什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两千年前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河水患’。古代中国，水患严重，战国时，黄河沿岸的小国一遇洪灾，上下游不能协同应对，损失极其惨重。作为以农为本的民族，要抵御洪水，就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快速有效地调动资源。因此，中国的专制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熟、复杂和精密。这种外部危机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使之时刻处于过度竞争的生存恐怖主义当中。”

沈玉英：“听起来不错。”

伍连德：“这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源。嘉惠霖体验‘奇迹’后，真相浮出水面，即中国人的‘理性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