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