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纳德·凯恩斯指责过他的经济学批评家的那种“虚假的精确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们偷偷走私进来一套误导性的“道德”言辞来支持我们的经济论断，为我们赤裸裸的功利计算涂上一层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说，当减少穷人福利时，英国和美国的立法者们都对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骄傲。

穷人的投票人数比别的人口要少。因此，惩罚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这类选择又到底有多么“艰难”？如今，我们为自己能够坚强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