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姚文元虽然位居政治局委员和意识形态总管，却并未直接掌握“专政工具”；所以，还得“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公安部门”立即闻风而动，竭力效命，从北京查到湖南。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我在“插队落户”的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被捕，当天即解至长沙的省“革委会”公安局看守所。七天后的一月十四日第一次提审结束时，预审员宣布我的罪状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句黑话直指作品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明“公安部门”对姚文元的旨意心领神会。罪恶如此严重，又“流毒全国”，我因此被“内定”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