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不知道这些序列的作用，却盲目申请它们的专利，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既然莫名其“妙”，这么做到底在保护什么？这只不过是先发制人，垄断其他人日后作出真正重大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商机。我向国家卫生研究院高层人士力陈其非，但徒劳无功。他们仍坚持为这种做法解释开脱（后来这政策也逆转了），而这也意味着我在政府官僚体系里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当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希利（Bernadine Healy）迫使我在1992年辞职时，我心中可以说五味杂陈。在华盛顿这个压力锅熬了四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在我离开时，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步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