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投资不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西欧那样持续不断，相反，却像凡尔赛协议后那样，只有零零星星的私人投入，而且在情况良好的时机投入，在形势严峻时撤出。于是像过去那样，东欧人只好和西方的对手在明显不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他们既无当地资本，也无海外市场，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食品和原材料，或其他低廉的工业品或消费品。这些商品保持低廉的原因是低工资和公共补贴。
因此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许多“后共产主义”政府都动心了，就像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任那样，他们保护自己避免因为这样的局势而付出政治代价，他们的做法是建立保护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建立限制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公司的法律。这些较早地试图自给自足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