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盼你明白，英雄难过美人关，大丈夫一时误中奸计，那也算不了甚么，只是不可愈陷愈深。”

令狐冲默然，一阵北风疾刮过来，不由得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说道：“人生数十年，但贵适意，却又何若如此？左冷禅要消灭崆峒、昆仑，吞并少林、武当，不知将杀多少人，流多少血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或修辞的问题。

西方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求知的历史，也是解决问题的历史，它还是有关“人”的自我认知的精神成长史。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革命是向外的。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给我们[...]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

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

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

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2]，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

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

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而香港英帝国主义，陈炯明[8]、邓本殷[9]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2]、研究系[3]、联治派[4]、国家主义派[5]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