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福德·D.西马克（1904——1988）是一位有影响力而文风独特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大半生都在为报社工作。尽管西马克的作品褒贬不一，他还是赢得了三次雨果奖、一次星云奖（《舞鹿洞穴》Grotto of the Dancing Deer，1980）、一次美国科幻作家大师奖、一次布莱姆·斯托克终身成就奖。在他写得最好的故事中，他对动物的视角格外复杂，自然世界和乡村设定也被传达出来，这使得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尽管西马克的事业是在科幻小说的黄金时期，在通俗杂志上起步的，但他对心理层面的描写，以及独特的视角为他成功赢得了一批新的读者；他的作品只会被越来越多的当代读者所接受[...]

被称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启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东亚盟主论”，也是“化我国为欧洲帝国，化我人为欧洲国民”的“脱亚论”的鼓吹者。他认为西方列强入侵亚洲是文明人的举动，呼吁同属亚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边，“共狩共食野蛮国家”。——“共狩共食”一词用得极为阴险——中国人是愚昧野蛮的猎物，是“文明人”猎杀的对象，日本人不但要脱离亚洲成为文明的欧洲人，还要和欧洲人一起猎杀中国并分享之。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静地面对死亡，甚至要求厌恶生而亲近死：“昼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时之死生，只是寻常事”，“死生荣枯只是一气之消息盈虚”而已。被称为日本武士道经典的《叶隐论语》一书，对此说得最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一是没有善恶评判的服从。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来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从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直到对神即天皇刻骨铭心的忠诚。这是一种绝对的盲从。倒不是日本民族没有善与恶的概念，而是判定善与恶的最高标准就是“忠”与“不忠”。——“不为舆论所迷惑，不问政治，而专念于守本分之‘忠’节，牢记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

日本人设计了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后大举南下占领整个中国的军事计划：

军船由此入侵渤海边，趁其混乱，大军攻盛京……盛京危机，清皇帝必走陕西，或不走，我大军集结山海关，不得守固。这之间，大泊省的日向、萨摩诸军由琉球取台湾，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宁波诸州……先头兵直冲江南，取南京应天府……

这一计划现在读来仍会令中国人心惊。

佐藤信渊，生于一七六九年，卒于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学者。他的上述言论，大约产生于一八三二年，即中国大清道光年间。一百年后，日军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线，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先东北，再华北，再东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顽固持守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也曾长久地视天下别的国家为“夷”。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强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天津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将“夷”改用为“洋人”。

当她指责他在他们第一次做爱时像个知识分子以后，他就想从第二天开始，改正这一印象，并且表现出激情迸发的样子。不，说他忘记了他们所有的性事是不对的！这一次，他就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他佯装粗暴在她身上运动着，他发出长长的、低沉的吼叫，就像和主人的拖鞋在争斗的一只狗一样，同时他又（略带惊讶地）观察着躺在他身下的女人，她非常冷静，无声无息，近乎无动于衷。

“文艺复兴运动造成了新的宗教情感(狂热)。随着哲学与科学逐渐脱离神学的范畴，基督徒变得更加虔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类对自己有了新的看法，使得宗教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个人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要。”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展开的技术革命虽然带来了纺织机，但也造成了失业；虽然带来了新的药物，但也带来了新的疾病；虽然提高了农业效率，但也榨取了许多自然资源；虽然带来了洗衣机、电冰箱等实用的器具，但也导致了污染与工业废弃物处理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使得许多人认为，技术革命乃是人类尝试调整自然环境的一种危险做法，而且已经失败，有人指出，这场革命最终将会走向失控的局面。比较乐观的人士则认为我们目前仍处于科技的襁褓阶段，同时，尽管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会有阵痛，但人类终将逐渐学习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不致对环境构成威胁。

十七世纪的大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说：‘我们要测量那些可以测量的东西，至于那些无法测量的，也要想办法加以测量。’他并表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的。”’“有了这些实验与测量结果之后，就自然会有新发明了。

“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大家对人类的看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使得大家对人本身和人的价值重新产生了信心，这和中世纪时强调人性本恶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认为人是极其崇高可贵的。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是费其诺(MarsilioFicino)。他告诉人们：“认识自己，呵，你这藏在凡俗身躯内的神明子孙啊！”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是米兰多拉(PieodellaMirandola)，他写了《颂扬人的尊贵》这篇文章，这在中世纪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在中世纪期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以人为出发点。”

“希腊哲学家也是一样啊！”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文艺复兴时期是[...]

“有了罗盘，航海就比较容易了，这为后来一些伟大的探险航程奠定了基础。火器也是一样，这种新式的武器使得欧洲军队的军力要比美洲和亚洲的军队强大。在欧洲内部，是否拥有火器也成为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印刷术则在散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理念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同时印刷术的发明也使得教会不再是唯一能够散播知识的机构。在这段时期，各项新的发明与仪器接踵而来，速度既快，数量也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望远镜的发明，它使得天文学迈人了新的纪元。”

罗盘、火器与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乃是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既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已经变得较为自由，新的科学方法与新的宗教狂热于是逐渐产生。在这种环境下，十五与十六世纪发生了两大变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

“在圣多玛斯的时代过后不久，原本团结一致的天主教文化开始出现分裂的现象。哲学与科学逐渐脱离教会的神学，使得宗教生活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自由。当时有愈来愈多人强调人们不能透过理性与天主沟通，因为天主绝对是不可知的。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事不是去了解神的奥秘，而是服从神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