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斜川的父亲董沂孙是个老名士，虽在民国做官，而不忘前清。斜川才气甚好，跟着老子做旧诗。中国是出儒将的国家，不比法国有一两个提得起笔的将军，就要请进国家学院去高供着。斜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做的，也算得好了。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这对于士兵，倒未始非福。他做军事参赞，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他回国不多几天，想另谋个事。

西洋大哲学家不回他信的只有柏格森；柏格森最怕陌生人去缠他，住址严守秘密，电话簿上都没有他名字。褚慎明到了欧洲，用尽心思，写信到柏格森寓处约期拜访，谁知道原信退回，他从此对直觉主义痛心疾首。柏格森的敌人罗素肯敷衍中国人，请他喝过一次茶，他从此研究数理逻辑。他出洋时，为方便起见，不得不戴眼镜，对女人的态度逐渐改变。杜慎卿厌恶女人，跟她们隔三间屋还闻着她们的臭气，褚慎明要女人，所以鼻子同样的敏锐。

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掉了哲学。他们理想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闭塞落伍的原始国家，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

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取“慎思明辨”的意思。他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他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他最恨女人，眼睛近视得利害而从来不肯配眼镜，因为怕看清楚了女人的脸，又常说人性里有天性跟兽性两部分，他自己全是天性。他常翻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

方鸿渐到馆子，那两个客人已经先在。一个躬背高额，大眼睛，苍白脸，戴夹鼻金丝眼镜，穿的西装袖口遮没手指，光光的脸，没胡子也没皱纹，而看来像个幼稚的老太婆或者上了年纪的小孩子。一个气概飞扬，鼻子直而高，侧望像脸上斜搁了一张梯，颈下打的领结饱满齐整得使鸿渐绝望地企羡。辛楣见了鸿渐，热烈欢迎。彼此介绍之后，鸿渐才知道那位躬背的是哲学家褚慎明。另一位叫董斜川，原任捷克中国公使馆军事参赞，内调回国，尚未到部，善做旧诗，是个大才子。

苏小姐忽然问道：“你看赵辛楣这人怎么样？”

“他本领比我大，仪表也很神气，将来一定得意。我看他倒是个理想的——呃——人。”

假如上帝赞美魔鬼，社会主义者歌颂小布尔乔亚，苏小姐听了也不会这样惊奇。她准备鸿渐嘲笑辛楣，自己主持公道，为辛楣辩护。她便冷笑道：“请客的饭还没吃到口呢，已经恭维主人了！他三天两天写信给我，信上的话我也不必说，可是每封信都说他失眠，看了讨厌！谁叫他失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苏小姐深知道他失眠跟自己大有关系，不必请教医生。

方鸿渐笑道：“《毛诗》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他写这种信，是地道中国文化的表现。”

唐小姐跟苏小姐的来往也比从前减少了，可是方鸿渐迫于苏小姐的恩威并施，还不得不常向苏家走动。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他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说了。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只怕唐小姐会看破了自己品格上的大弱点。

这些西文书函的平常称呼在中文里就刺眼肉麻。他深知自己写的英文富有英国人言论自由和美国人宣言独立的精神，不受文法拘束的，不然真想仗外国文来跟唐小姐亲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以后这一个多月里，他见了唐小姐七八次，写给她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信。他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里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以后他写的信渐渐变成一天天的随感杂记，随身带到银行里，碰见一桩趣事，想起一句话，他就拿笔在纸上跟唐小姐切切私语，有时无话可说，他还要写，

那天晚上方鸿渐就把信稿子录出来，附在一封短信里，寄给唐小姐。他恨不能用英文写信，因为文言信的语气太生分，白话信的语气容易变成讨人厌的亲热；只有英文信容许他坦白地写“我的亲爱的唐小姐”、“你的极虔诚的方鸿渐”。

方鸿渐回家路上，早有了给苏小姐那封信的腹稿，他觉得用文言比较妥当，词意简约含混，是文过饰非轻描淡写的好工具。吃过晚饭，他起了草，同时惊骇自己撒谎的本领会变得这样伟大，怕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写了半封信又搁下笔。但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续写下去，里面说什么：“昨天承示扇头一诗，适意有所激，见名章隽句，竟出诸伧夫俗吏之手，惊极而恨，遂厚诬以必有蓝本，一时取快，心实未安。叨在知爱，或勿深责。”

唐小姐告诉他，本乡老家天井里有两株上百年的老桂树，她小时候常发现树上成群聒噪的麻雀忽然会一声不响，稍停又忽然一齐叫起来，人谈话时也有这景象。

唐小姐摇头不信，也不接口。应酬时小意儿献殷勤的话，一讲就完，经不起再讲；恋爱时几百遍讲不厌、听不厌的话，还不到讲的程度；现在所能讲的话，都讲得极边尽限，礼貌不容许他冒昧越分。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地偷懒——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

“那诗人说了一大堆话，表姐倒没有讲什么，还说你国文很好。那诗人就引他一个朋友的话，说现代人要国文好，非研究外国文学不可；从前弄西洋科学的人该通外国语文，现在弄中国文学的人也该先精通洋文。那个朋友听说不久要回国，曹元朗要领他来见表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