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暗示。我的意识顷刻四溅化为细小的沙尘，而被四周黑暗所同化所吞噬。身体如被切断电源停止了一切功能，不折不扣的虚无将我劈头打翻。

而在井底仰望黎明星辰，较之在山顶仰视满天星斗，则属于另一种特殊体验。我觉得自己这一自我意识通过这方被拘围的窗口而被一条特制绳索同那些星星紧紧维系在一起。于是我对那些星星产生强烈的亲切感。这些星星恐怕仅仅闪烁在置身井底的我一个人眼中。我将它们作为特别存在接纳下来，它们则赋我以力量和温暖。

时而有流星曳着银线掠过。但望着望着，我渐渐害怕起来。星斗数量过于繁多，夜空过于寥廓过于深邃。它们作为居高临下的异物笼罩、围拢着我，使我感到不安。以前我以为自己站立的这个地面是永无尽头和牢不可破的。不，压根儿就没这样特意想过，也没必要想。但实际上地球仅仅是悬浮于宇宙一隅的一块石头，以整个宇宙观之，无非一方稍纵即逝的踏脚板而已。只消一点点力的变化，一瞬间光的闪耀，这个星球明天就将裹着我们被一忽儿吹得了无踪影。在这漂亮得令人屏息的星空底下，我深感自己的渺小，险些眩晕过去。

“这是另一个问题，”他又说了，“科学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机会，给我们不必回到传统知足心理的时代，不过，人是否已经用这力量，这机会，这时代去实现科学所允许我们的幸福，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尽可承认现在人类还没有好好用这力量，甚至用错了这力量，可是大可不必怀疑这力量，排斥这力量。我们得有勇气去征服这困难。没有人满意于现有人类的成就，正是这不满意在推动我们，要我们努力。我们得创造一个能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方法。以往若没有这现存的方法，我们自然更不该回头。历史是不能倒退的。”

在这点上，我是同意的，可是古老文化的传统还在我的血里。我需要在美国多住几年。我希望这位先生的话是正确的。

使我不舒服的是一杯冰水。美国冰水，除了芝加哥的水带有漂白粉的味道外，确有它的妙处，可是和油腻的中菜一同喝下去，实在是有点犯忌。我真奇怪外国人的肠胃怎受得起冻了的油腻的侵犯。也许外国人说中菜不易消化的原因就在这上边。可是无论如何，没有冰水他们是吃不下饭的。

从病毒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某种临床症状可以成为它们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微生物经常让我们咳嗽或者打喷嚏，借此经由我们的呼吸向外传播；让我们腹泻，借此通过地方水源传播开来；让我们皮肤上生疮，经由人与人的皮肤接触而传播。以上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个微生物会引发这些不良症状。

我们在东方看他们，千万要记住，他们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是他们努力劳动的报酬，不是天，也不是人，送给他们的礼物。

美国并不是一个河里流着牛乳，树上结满葡萄的天堂。假定现在已近于天堂，那是从地狱里升上去的。

美国的工业是在上一世纪的最后25年中拔脚起步的，是他们的南北战争之后的事

苏州长大的人，生活的理想似乎走不出：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

我现在刚被蜿蜒疾驰像一条长蛇似的火车载到了这世界最大的都市中心；在摩天高楼的顶上，俯视着细长的街面上来往如小甲虫的汽车，童时的情绪又在心头复生。这时，可是，我开始了解蚂蚁在孩子手下时所具的慌张和惊骇了。我认识了一个超越的力量，我确有一点慌张和惊骇；但不仅如是，当我记起目前的一切不过是人类的创造时，一种骄傲和自大安慰着我，我也是人类的一个，不是么？这些不过启示了我自己潜在的力量，这又怎能不使我兴奋和高兴呢？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1931年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青年男子的征婚启事：我所希望于女子者，约有十项：一、要有清洁的嗜好和能力；二、要有概括的眼光以及学识；三、要有缜密而周到的心思；四、要有充量而素养的情感；五、要有治家的兴趣和能力；六、不要眼光势力；七、不要自我太强；八、不要太无意见；九、不要见人羞怯；十、不要态度虚浮。

1931年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题为《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的启事：1.面貌俊秀，中等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2.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3.高尚的人格；4.风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5.对女子的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6.经济有相当的独立；7.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8.有创造的精神，有保守的能力。

1941年，重庆发生大窒息案，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同往现场视察后向蒋汇报。蒋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刘、贺无置答复：吴随口说共死了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人，蒋点头满意。出来后，刘、贺问吴：“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吴答：“他喜欢具体数字，横直无从查考。”刘、贺竖指赞曰：“你真会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