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惟一的、最重要的资产是我们的头脑。如果受到良好训练,转瞬间它就能创造大量财富,并使财富从此不再只是三百年前国王和王后们的专属。而一个未经训练的头脑通过教给自己的家庭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将会延续给后代极度贫困的生活。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
山羊胡子的哲学家讲的话:“天下只有两种人。譬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吃。照例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上适得其反,缘故是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从恋爱到白头偕老,好比一串葡萄,总有最好的一颗,最好的只有一颗,留着做希望,多少好?他嘴快把这些话告诉她,她不作声。他和她讲话,她回答的都是些“唔”,“哦
难道我监禁你?
还是你霸占我?
你闯进我的心,
关上门又扭上锁。
丢了锁上的钥匙,
是我,也许你自己。
从此无法开门,
永远,你关在我心里。
在那些年,尼莉和大地主人出入,我没有奢求。如果公主在一群群追求者的簇拥之下,经过农奴寒舍,他顶多抬眼看她一下,为她的时运赞叹,祈祷。因此,当有朝一日,太阳突然把月亮的阴暗面照亮,这在胡尔达,甚至在周围村庄里引起了轰动。那天,在胡尔达,奶牛下蛋,母羊奶子流出了美酒,桉树挂着蜜和奶摇摆,北极熊出现在羊圈后,日本天皇在洗衣房旁游荡,朗诵A.D.戈登的作品,高山美酒流淌,峻岭逐渐融化,太阳连续七十七个小时停在柏树上,不肯下落。我去了空无一人的男孩浴室,把自己锁在里面,站在镜子面前,大声询问,镜子啊镜子,你告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究竟做了什么,竟蒙如此报偿?
如果公主在一群群追求者的簇拥之下,经过农奴寒舍,他顶多抬眼看她一下,为她的时运赞叹,祈祷。因此,当有朝一日,太阳突然把月亮的阴暗面照亮,这在胡尔达,甚至在周围村庄里引起了轰动。
也许,我需要检查一下,我那些描写黑暗的诗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如何化为乌有,如果幸存下来情形又会如何。直至今日,尼莉仍是我第一个读者。她若发现草稿中有不当之处,就说,这样不行,把它删掉,坐下来重写。要么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了,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了,不需要重复自己。但是当她觉得什么东西写得好时,她就会从书稿中抬起头,以别样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房间变得宽敞起来。当遇到悲悯之事,她就说,这部分内容让我落泪。要是读到滑稽可笑的东西,她便放声大笑。她之后,我两个女儿和儿子都会读,他们都目光敏锐,听觉灵敏。而后几位朋友会读,再而后是读者,而后是文学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行刑队。可那时已经找不到我了。
然而,尽力使坏事变成好事,他们决定给我分派任务,为不同场合创作合适的韵文,庆典、家庭庆祝活动、婚宴节庆,还有,如果需要,也包括葬礼祷文,还有纪念册中的诗行。至于我写的那些情真意切的诗歌,我设法将其藏匿起来(深深藏进旧垫子的稻草中),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把它们拿给尼莉看。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给她看?
当然,只是远远地拉开距离,我不配如此光彩夺目的光,我这样的人只能观看。在读书的最后两年和服兵役期间,我有个女朋友,不是胡尔达人,而尼莉拥有一大串光彩照人、气宇轩昂的追求者,环绕在这群追求者周围的是第二圈晕晕乎乎、如醉如痴的追随者,接着是第三圈胆怯、谦卑的信徒,第四圈站在远处的崇拜者,第五六圈里包括我,一棵小草,偶尔一束奢侈的光不经意地触摸它,想象不到那转瞬即逝的触摸会是什么。
尼莉身上散发出大量的生命乐趣。她的欢乐无拘无束,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没有缘由,无需发生什么事情就能让她洋溢着欢乐。当然,我有时也看到她刹那间的忧愁,当她觉得有人错待或伤害了她,不管对错,都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要么就是看到伤感影片,不顾体面地哭泣,要么就是读某页辛酸小说挥泪不止。但是她的忧愁,总是让强有力的生命乐趣环绕,如同灼热的春泉,无论雪与冰都无法将其冷却,因为其热量直接源于地核。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
然而,俗话说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
我没有因背叛自由党受到表扬,没有因在爱迪生礼堂听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不能自控地哈哈大笑得到赞赏,《皇帝的新装》众人当中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在胡尔达这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被刁滑的裁缝收买了。
我是黝黑人群中的一个白脸小丑,魁梧巨人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沉默寡言人中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与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更为糟糕的是,有那么几次,他们撞见我坐在基布兹偏僻的角落画水彩画,或者是躲在赫茨尔之家一楼读报室后面的自习室里写写涂涂。
谁同她谈过话,看到她说每句话时现出的开朗笑容和不断露出的皓齿,谁就觉得自己今天特别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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