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出现片刻宁静时，她会说些先是看来不相关的话，但接着便能看出整个谈话引力中心实现了彻底的平和转移，没有改变话题，也没有与先前的那些话题相矛盾，而是好似她自己正在谈话后墙上开了一扇门，而那时墙上显然没有门。

女人几乎从不加入谈话。那时赞美女子是“如此非凡的听众”，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赞美惬意的气氛，而不是赞美她们介入谈话，已经成为习惯。

他疲倦善良的眼睛盯着我，给我一个人讲故事，或者只给我们两三个人讲，大家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的两片嘴唇，它们似乎在我们眼前创造着整个世界。

我那时作为一个孩子，多多少少领会到，我应该得了解什么，接受什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或女人为何会心甘情愿被困在那些迷宫似的龙穴里。

我便感到一阵心痛，仿佛某种巨大的恐惧正在等着每个人，每个男人和女人，那恐惧既残酷又有耐性，悄悄地、一点一点地编织出一张看不见的讨厌的网，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就被黏上了。

他们粗声粗气地咯咯直笑，互相用胳膊肘捅对方的肋骨，死乞白赖地仿效哥哥们的样子，只有我惊恐万状，仿佛远方地平线上正在隐约形成某种灾难。它尚未到此，尚未触摸我，但是它已经令人毛骨悚然惊恐万状了，就像四面八方的远山顶上烧起森林之火，任何人也逃脱不了。一切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我最初讲的故事充满了洞穴、迷宫、地下墓地、森林、深海、土牢、战场、居住着妖魔鬼怪的银河、勇敢的警察、无畏的武士、密谋策划、可怕的背叛以及继之而来的侠肝义胆慷慨救助的壮举、巴洛克式的奇崛转折、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表达自我否定与宽容的极度情绪化姿态。我还记得，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既有正面英雄人物，也有反面恶棍，大批反面人物幡然悔悟，通过自我牺牲或英勇死去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有嗜血成性的施虐狂，各式各样的无赖和卑鄙无耻的骗子，还有含笑献身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所有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都无比高贵，尽管吃尽苦头但仍怀爱恋，遭受痛苦却满怀同情，身受折磨甚至屈辱，但始终傲然纯洁，为男人的心志迷乱而付出代价，但[...]

他们很快便发现，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当中最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开心，因此他们合伙聚在操场的水管旁边对付我，向我泼水。当他们想出些新鲜出格的点子羞辱我时，我有时会站在讥讽折磨我的人当中喘着粗气，挨打，浑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敌人大吃一惊，我开始歇斯底里殴打抓挠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么两三次，妈妈情绪失控，当我的面也是这么做的。

在那年月，年轻国家中的一切似乎均为战场捐躯者、为英雄主义、为斗争、为非法移民、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命名。以色列人为所取得的胜利而自豪，确立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具有道德优越感。人们没有特别在意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难民和临时难民营里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命运，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人从被以军征服的城镇与乡村中驱逐出去。

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统计和计算的意义。从金文到小篆，“贼”字都是戈下之人抢夺戈下之财的图像。这幅图景显示出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生产或掠夺活动的收益与风险，决定着贼性的强弱。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人类。当蜜源紧张，生产成本上升的时候，蜜蜂的“盗性”也会随之上升。盗蜜的行为将引发蜂群之间的战争，导致蜜蜂的大批死亡和逃亡。在足够大的样本中，人类的贼性和蜜蜂的盗性一样，都可以如此统计计算，个别人的道德操守对结果的影响很小。

农民有地种，只要不闹天灾人祸，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以身为业”，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卖命”。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遍，希望我也[...]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这个问题不好答。事实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团的好领导。作为暴力集团头子，李自成始终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