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院长由衷地遵命。他一边盛了些带汁的野禽肉，一边喃喃地说：“应该先学拉丁文，应该从这儿开始——这是基础，是个重要的基础！”

“不！拉丁文以后再学！”布朗做了个武断的手势叫道。“首先是强壮的身体！身体！发达的肌肉..”①古拉列斯是卫斯本苹果海滩附近的小村庄，以其酿造的红葡萄酒著名。

他挥舞着两个大拳头，把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首先是发达的肌肉，发达的肌肉！..”阿丰苏郑重地表示同意。布朗是对的。拉丁文是知识渊博学者的花哨门面..最为荒唐不过的是，一开始就用一种僵死了的语言教一个孩子，谁是塞宾人①的国王法比奥，或是讲格拉古斯们②的故事以及一个已经消亡了的国家的其他事情，而与此同时，他对于把自己淋得湿漉漉的雨是何物，他吃的面包如何做成，以及他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其他事务却一无所知..“但古典的东西总是要..”修道院长胆怯地回了一句。

不要厚待突厥，这些野蛮民族不会知恩图报，将来必是帝国之祸

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坐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但是去香港[...]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厦门海外几公里处有一个岛，叫金门，朱熹曾经在那里讲学。在二十一世纪初，你若上网键入“金门”这两个字，立即浮现的大多是欢乐的讯息：“三日金门游”、“好金门3999元，不包含兵险”、“战地风光余韵犹存”、“炮弹做成菜刀/非买不可的战区纪念品”……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来到碉堡里表演，政治人物发表演说要人们挥别过去的“悲情”，拥抱光明的未来……

我却有点不敢去，尽管金门的窄街深巷、老屋古树朴拙而幽静，有几分武陵人家桃花源的情致。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我请求贝吉里大夫替我安排时间，其实是逃避自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但这是我选择治病救人的必然后果。我向贝吉里主任求助，是希望增加他控制我的权力。我是在请求对方：“为我负责吧，你可是我的上司！”我们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或组织，就意味着我们甘愿处于附属地位，把自由和权力拱手交给命运、社会、政府、独裁者、上司。埃里克·弗洛姆将其所著的讨论纳粹主义和集权主义的专论命名为《逃避自由》，可谓恰如其分。为远离责任带来的痛苦，数不清的人甘愿放弃权力，实则是在逃避自由。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

任何可见的变化在我们这辈子里都不可能看到。我们是死了的人，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未来。我们会仅仅以几捧尘土、几块骨头参与到未来，然而未来有多远不得而知，可能在一千年后。目前，除了一点点扩大具有理智思想的人群，别的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合力行动，只能通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一代向下一代这种方式来向外传播我们的认识。在思想警察当道时，你别无选择。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再度出现，头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未必能同舟共济，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中国人的元宵节从这一年正式发端了

不是由于战争在即，而是由于另外某种原因，某种比较深入的原因，我在1947年秋季，会突然被某种恐惧攫住，感到某种渴望，确信某种惩罚即将来临并为之感到耻辱，还掺杂着某种无法言状的痛苦，某种横遭禁锢的期盼、愧疚与伤悲，令我心如刀绞，疼痛难耐。为那片果园，为那眼盖有一块绿铁板的水井，还有那蓝瓷砖砌成的池塘，金鱼在太阳下鳞光闪闪，而后消失在一簇簇水生植物里；为饰有精美飘带的软垫，为图案缤纷的地毯，其中一块绣着天堂树林中的天堂群鸟；为彩色玻璃花瓣，分别显示出日光的不同颜色：红彤彤的叶子，绿油油的叶子，金灿灿的叶子，紫罗兰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