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耕田纳税，遇战事征车、非战车。牛，捉夫力，非甲士。谓之“赋”。农民只为军队中之附随，并无正式编配入军队之权利与资格。

军器制造，如车、如甲，及战马之养育等，皆为贵族保持地位之一种事业，平民无力参与。

封建时代，贵族为采邑之大地主，同时亦即成一武装集团。

春秋时代军队之组织，即本族制。城濮之战，晋有“中军公族”；鄢陵之战，楚有“中军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晋“乐、范以其族夹公行”

履亩而税，则可以只认田，不认人，于是民田得自由买卖，而土地所有权，无形中转移，成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随之而起。

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此制度之最要意义，厥为田亩所有权之全属于贵族封君

履亩而税者，废公田，转就私田征税，视其田亩之实收而抽收额定之比率。

其次，则为“履亩而税”。

贵族特置农稷之官，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蝈氏、壶涿氏诸官，可觇其消息。吕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审时诸篇，即古代农稷之官之农学也。盖正因视四封之内皆其私物，故勤恳教督。而农民智昧力弱，失却贵族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若叛离此封疆邱邑之外，则茫茫禹迹，夷狄禽兽，纵横交徧，更非家人夫妇生活之区。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

大抵最先有一种公田制的“助”法。

大整块农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毁也。此外尚别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

分封贵族之采地渐次取消，则直属国家之耕土渐次扩大，于是以前贵族圈地分区小规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为整块的农田。

此始于魏文侯之于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伦，而极盛于齐之稷下制度，为尚贤观念代亲亲贵贵而起之征象。

食禄者必受职，其有禄无职者，则惟当时之养贤制为然。

既不与采邑，则官吏必食禄。魏成子为文侯亲弟，“食禄千锺”，则亦无封土矣。史记赵奢传：“奢，赵之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纵君家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贤之，言于王，使治国赋。”据此则战国贵族纵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纳租税

郡县制的国家，则君权渐脱亲属关系之束缚，并非以一宗族建国。一面是君权之演进，而又一面则是游仕之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