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素畏鲜卑”，乃撤兵东走。同卷《李矩传》，李矩屯荥阳，刘琨遣人率鲜卑五百骑过李矩营，与匈奴刘曜军队对阵。“屠各（案为匈奴之一种）旧畏鲜卑”，望见鲜卑兵，不战而走。邵、李两传所记石勒及屠各均畏鲜卑，此二事《通鉴》均系于建兴二年（314年），可知鲜卑（主要是鲜卑段部）是洛阳陷后北方抑制刘、石的重要力量，因而也是江左结盟的主要对手。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永嘉六年“睿檄四方，称与穆帝（案指拓跋猗卢）俱讨刘渊（案当作刘聪），大会平阳。”此事《晋书》及《魏书·序记》均不载。《晋书》卷五《怀帝纪》：是年二月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不过，无论是讨刘之檄，还是讨石之檄，都只是司马睿按其既定方针对刘、石表现的一种敌对姿态而已，并不意味司马睿有力量足以采取军事行动。

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对抗，由于各种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大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之争。对垒双方，一方为成都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为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敌对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时，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为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为腾复仇，杀汲桑于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为将军（案指汲桑）何可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歌中田兰为“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当是“乞活”军中所唱，赞[...]

“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欲奸盗，终图不轨。”石勒成为心腹之患，司马越是深感寒心的。

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冈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 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来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徒，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这里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开头的时候，诸胡族作为八王之乱内战双方各自的同盟者起兵，则主要表现为诸王对抗而非民族对抗。至少可以说，在那个阶段，民族对抗包含于诸王对抗之内，从属于诸王对抗，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对抗形式。

胡族驰骋中原，发端于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和东海王司马越对峙的那个阶段。

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这实在痛心。这暂且不提，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说到“世”的问题，常以“十世”表示久远。唐代以后，佛学进了中国，又有“三世”之说，什么叫“三世”呢？过去、

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几千万年前是过去，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这就叫“三世”——是佛学的名称；儒学[...]

《晋书》卷六《成帝纪》咸和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之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样是重视焚币之事而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于此处有中肯之言曰：“王氏得毋自伤其本朝乎！”

如果你明天要激起一股愤恨，使人痛恨你十年，一直到死，我们可以放任一些对人具有

刺激性的批评。

「我不说任何人的不好！」他又这样说：「而说我所知道的每一个人的好处！」

上帝在末日之前，还不打算审判人！

要显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那就要看他如何对待一个卑微的人。

「当一个人的争论、激辩起于自己时，」鲍宁这样说：「他在若干方面已不是寻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