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存在的！”温斯顿叫道。

“不。”奥布兰说。

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对面墙上有个记忆洞。奥布兰掀起盖子，那薄薄的一片纸没看到就被一股暖气流卷走，在火焰一闪之际消失了。奥布兰从墙那边转过身。

“成灰了，”他说，“甚至不是可以辨认出来的灰，是尘土。它不存在，从来没存在过。”

“可是它存在过！现在也存在！它在记忆里存在。我记得，你也记得。”

“我不记得。”奥布兰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这就是双重思想，他有了种彻底无助的感觉。如果他能肯定奥布兰在撒谎，那就似乎有其重要性，但完全有可能奥布兰真的忘了那张照片。真的如此，那么他也会忘记他否认过记得那张照片，然后又忘记忘记这一行为本身。你怎么能肯定这仅仅是个[...]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鄂云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么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会向里扒银子而不会向外掏银子。然而，事情还并未结束。鄂云通过雇勇宣称捐钱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户、吏两部奏定的《海疆捐输议叙章程》：平民捐银1.2万两，给予道员职衔；候补、候选官员可将本身职衔按捐例减半，再核其捐数议叙；捐额溢出部分按500两加一级纪录；候选直隶州知州捐银8000两，议予本班尽先补用……等等规定，又按照捐纳时钱1千文按银1两计算的惯例，鄂云凭其12000千文的捐献，若要官衔，可获“道员衔加四级纪录”，若要官职，完全符合“本班尽先选用”。由此可见，鄂云非但发了财，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实缺[...]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将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我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𡎴的照会前往澳门，与璞鼎查交涉。

“你怎么进来了？”温斯顿问他。

“思想罪！”帕森斯几乎是抽噎着说，他的声调听上去一方面是完全服罪，另外还有种不敢相信的震惊感，就是这个词居然会用到自己身上。他在温斯顿对面停下脚步，开始急切地向他诉说：“你不会认为他们会枪毙我吧，对不对，老兄？如果你没有真的做什么事——只是个念头，那是你无法控制的——他们不会枪毙你，对不对？我知道他们会给我辩解的机会。哦，我相信他们会那样做！他们了解我过去的表现，对不对？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不能算是坏人。不算聪明，这不用说，可是热心。我一向全心全意为党服务，不是吗？我被判五年就够了，你觉得呢？要么甚至十年？像我这样的伙计在劳改营里会很有用，他们不会因为我做错[...]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是死人。”茱莉娅顺从地附和道。

“你们是死人。”他们身后响起一个冷酷的声音。

他们一下子分开了。温斯顿似乎感到五内俱寒，他看到茱莉娅瞪圆了两眼，她的脸变成了奶黄色。仍然留在她脸颊上的两个胭脂块格外显眼，几乎像是要游离下面的皮肤。

“你们是死人。”那个冷酷的声音又说。

“在画后面。”茱莉娅轻声说。

“在画后面。”那个声音说，“站着不许动，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许动。”

来了，终于来了！他们除了看着对方的眼睛，什么也不能做。去逃命，在为时还不太晚前离开这座房屋——他们从未动过这些念头，不可想象敢于违抗传自墙上的冷酷声音之命。只听见啪的一声，好像一个锁扣被扣上，还有打碎玻璃的[...]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难后挂甲闲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园仅百步之遥，竟然成了西山脚下的小小世外桃源。在这位后来表现出慨然有天下志的儒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今天似应思考一下，该如何估计和评论这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

这个梦境也是包含在——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存在于——他母亲的手臂动作里。三十年后，这个动作是由他在电影上看到的那个犹太女人做出的，她在试图为小男孩挡住子弹，就在直升飞机将他们两人炸成碎片之前。

，在他们囚禁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甚至在比较满意的时刻，他们都会想到外地的亲人，以及他们在一起时得不到满足的东西。他们对当前心急如焚，对昔日水火不容，而且自身又前途渺茫。这样的人跟那些受到人间的法律或仇恨判定过铁窗生活的人好有一比。结果，要想逃避难以忍受的空虚，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在想象中让火车重新启动，让每个钟头都充满反复鸣响的门铃声，而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