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手指使劲摸没有疤痕的半边脸，留下一道红印子。

我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一件小事都像表演，像一个明显又重要的动作。那是极为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动作无论多么熟悉，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之下彼此分离的举止。你就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之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由于屋主不修剪，窗外长满密密的灌木，遮住了窗扉，所以客厅还是很暗。我开了一盏灯，摸出一根烟点上。我低头瞪着他，伸手抓抓乱蓬蓬的头发，脸上照例露出疲倦的笑容。

不是真有乐趣，但有钱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没尝过真正的乐趣。他们从来没有非常想要一样东西，也许别人的老婆例外。跟木匠的老婆想要为客厅换一幅新窗帘相比，他们那种欲望相当苍白。

"我有钱。他妈的谁要快乐？"他的语调中有一种我没听过的酸楚。

"你喝酒的事呢？"

她突然精神焕发，说道："噢--到拉斯维加斯？他真多情。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说："我猜他已经忘了。否则他宁可到别的地方。"

夜很静，屋里似乎比平常更空虚。我摆出棋盘，下了一盘棋，站在法国这边抵抗施太尼茨，他用了四十四步打败我，可是我让他捏了两次冷汗。

他换了衣服，五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在莫梭餐馆吃晚饭。没喝酒。他在卡浑加车站搭上公车，我开车回家，一路胡思乱想。刚才他在我床上打开行李箱，把东西塞进我的一个轻便提袋，现在他的空提箱放在我床上。箱子附有金钥匙，插在一个锁孔里。我把空箱锁好，钥匙绑在提手上，收进衣橱的高架顶上。感觉上这个箱子并不是空空如也，可是里面装了什么与我无关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不寻常的手提箱。猪皮漂白后做的，新的时候该是浅奶油色，配件是黄金的。英国货，就算这边买得到，看来也要八百美元，而不是两百美元。

他说："噢，我有朋友，某一类的。"他转动着茶几上的玻璃杯。"向人求援并不容易--何况一切都怪自己不好。"他抬头露出疲惫的笑容。"也许有一天我会戒酒。他们都这么说，对吧？"

"要花三年左右的时间。"

"三年？"他显得很震惊。

"通常要。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必须习惯色彩变得黯淡，声音微弱下来。你必须酌情留出复发的空间。所有你以前熟识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儿陌生。你甚至会不喜欢大部分老朋友，他们也不会太喜欢你。"

"那不算多大的改变，"他说，回头看看钟。"我有个价值两百美元的手提箱寄放在好莱坞公车站。如果能保出来，我可以买个便宜货，把现在寄放的那个当了，换一笔路费搭车到拉斯维加斯。我在那边可以找[...]

善良的人做“对抗性”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我咬着嘴唇开车回家。我算是硬汉，可是这个人有让我动心的地方。除了白发、疤痕脸、响亮的声音和彬彬有礼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什么。

绿色硬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个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碗融化的冰、三个空汽水瓶和两只玻璃杯，玻璃烟灰缸堆满了烟蒂，有些沾着口红印，有些没有。屋里没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这间房子应该是租来开会或饯别、喝几杯聊聊天、睡睡觉的旅馆房间，不像人长住的地方。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