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英国将近两年的日子里林徽因也有寂寞，尤其是父亲去欧洲大陆开会的时候。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从早到晚孤单地打发二十四小时。她才十六七岁，又是在异乡天涯。后来她这样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一九三七年致沈从文信）认识了风趣的徐志摩，寂寞自会减却不少，但谈不上萌生恋情。

徐志摩出身在浙江海宁的富商家庭，其父徐申如经营多种产业，系当地商会会长。徐申如不仅本省有兴办事业的声誉，而且播及省外，和清末大实业家张謇过从不疏。他希望徐志摩子承父业，送他去美国留学，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了坚实基础。徐志摩自己的野心也曾经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成为兼通经济的政治家。他留美时甚至一度钻研过社会主义。徐志摩再次由北美大陆越洋过海来到西欧岛国，原是为崇拜罗素。他宁可放弃不难到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情愿在英国皇家学院，以求作罗素的及门弟子。老天太作弄人，徐志摩踏进皇家学院校园之前，罗素已被学校除名启程来了中国。徐志摩失望之至，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劝说和介绍，留下来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家陈岱孙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著者与散文家奚学瑶同访陈岱孙记录）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思成的亲密关系，多借住陈意宿舍。陈问过她和徐的关系，林徽因明确否认“恋情”，并认为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林还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还说自己曾经劝说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著者访问陈意记录）另有多篇公开发表的文字和陈岱[...]

再过去田野就更可爱了

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上面说过的地方官的“常例”是一种普遍的不成文制度。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他们的妈妈老怕他们爬树会掉下来跌伤。因此他们从小到大没怎么爬过树。这时候皮皮说：

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

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