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我们的思想，伊西多尔断定。他们彼此争斗，是为了控制我们的心灵。一边是共鸣箱，另一边是巴斯特粗野的笑话和笑声。我要跟汉尼拔·斯洛特说一下，他决定。问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从来都知道答案。

“拨那个号刺激我的大脑皮层，让我想要拨号？我不干。我不想拨号的时候，尤其不想拨那个号，因为那会让我想拨号。我现在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拨号。我只想坐在床上，看着地板发呆。”随着心灵凝聚，身体冻结，她的话音渐渐尖锐空虚起来。无法克服的惰性就像一层无所不在的沉重薄膜，把她牢牢罩住。

带着阵阵浮夸低俗的声响，过山车飞速滑落。那是日本最早的过山车。游客们大惊小怪地尖叫着。看到他们个个面带笑容，拓实便觉得不爽。个个都像傻瓜。从脸上就可看出，他们根本没吃过什么苦。现在还不到五点。他坐在长椅上，吃着冰激凌。天上阴晴不定，也不知会不会下雨。一个黄色气球飘过浑浊的天空。就在他抬头看天的时候，融化的冰激凌溢出了蛋卷，流到手掌上。他赶紧拿开，但还是慢了一拍。啪的一声，一滴冰激凌落在他松开的领带上。“啊，浑蛋！”他用空着的那只手去解领带，却一时解不下来。他不习惯系领带，也不擅长解开。没办法，只得吃完了冰激凌，腾出双手，才解了下来。手上的冰激凌没擦，解下的领带自然也黏糊糊的。他坐在长椅上没动身[...]

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尊敬的佛陀，这棵毕波罗树是全森林中最美丽的一棵。我们可否叫它醒觉的树，‘菩提树’?‘菩提’与‘佛陀’同一根源，都是醒觉的意思。”

“‘醒’，用摩揭陀语说就是‘佛’。一个醒觉了的人用摩揭陀语就应该叫‘佛陀’了。我们就称你为‘佛陀’。”

科学的终极依据是理性，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对未知者存疑，不认为科学或理性可以解释一切；宗教的终极依据则是启示，不论有几分证据都说十分话，对终极真理有十足的自信，相信宗教可以解释一切。

专就我个人而论，专从学术研究发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决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陈先生上课时让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我曾到今天的美术馆后面的某一座大寺庙里去购买此书。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

在哥廷根第一次被轰炸之后，我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只要警笛一响，我立即躲避。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用不着再在家里恭候防空警报了。我吃完早点，就带着一个装满稿子的皮包，走上山去，躲避空袭。另外还有几个中国留学生加入了这个队伍，各自携带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走向山中。最奇特的是刘先志和滕菀君夫妇俩携带的东西，他们只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的一非稿子，二非食品，而是一只乌龟。提起此龟，大有来历，还必须解释几句。原来德国由于粮食奇缺，不知道从哪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供人食用。但是德国人吃东西是颇为保守的，对于这一批敢同兔子赛跑的勇士，有点见而生畏，哪里还敢往肚子里填！于是德国政府又大肆宣扬[...]

我意识到我满怀傲气地来到那里，我信心十足，而且充满感情，我走这一趟主要是想向她展示，她失去了什么，而我又赢得了什么。在我出现时，她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她是冒着和工友产生冲突，还有被处罚的风险，她采取的对策是向我解释，我并没有赢得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赢取的。她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或好或坏的事情，惊心动魄的事情，和我经历的一切相比，毫不逊色，时间只是毫无意义地过去，偶尔见见面很美好，只是为了听一下另一个人的脑子里疯狂的声音，还有这种声音在另一个人脑子里的回响。

巴里印第安人（Bari Indians）

人为什么要有另外的空间与时间呢？那是因为他不自由，他的欲望得不到释放，他的精神没有发展的场所。在我努力创造的这个世界里，太阳像大火一样燃烧，人的动作总是出人意料，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用奇特的表演来逼退死亡，他们都在奔向自己理想中的极地的途中。纯精神的爱因为摒除了外部条件的干扰而分外强烈、集中与执著，这是这部小说给我的启示。

与林则徐分析情报时使用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念有关。

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一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

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