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二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筹划好了,并且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能继续坚持自己那种必不可少的主张——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的。”“敌人,你要来就来吧。”他们绝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而是说:“我们所等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欢迎它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18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说:“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面临无比艰难之时,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
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种事情的说法(不仅是关于等级制以及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侈谈安全、士气等等只不过是预先作精神准备。不论遇到什么灾难,城市空袭也罢,塞班岛溃败也罢,菲律宾失守也罢,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都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收音机照样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处在一个“一切均在预料”的世界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就能使老百姓镇静。
历史学家的深层意识——不服输的心气,总认为中国当时还不至于不可挽回地失败,还是有希望获胜。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日本的广播电台会喊道:“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明显的道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
‘我们为什么会穷?’这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天,最后终于明白人民的贫困其实就等于是民族的贫困。当时是被日本占领时期,国家被侵略的耻辱难以言语,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梦想某天我们也可以抬头挺胸过日子。在那么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拼命苦读的原因,也是因为有着一个希望能够实现的梦想。”
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犹如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
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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