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纔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沈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矮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纔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这里真安静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上茶了，少不了又讲陆羽，讲《茶经》的版本，讲采茶的山势、时机，煮茶的陶壶、炉炭，当然讲得最神往、也最伤心的是水。喝了几千年茶的中国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来润喉咙？如果不多了，那么今后讲出来的华语会不会变得浑浊一点呢？

学会了那几句上海话，一阵轻松，开始胡乱漫谈。大家竟当着情同手足的新加坡东道主郭宝昆先生的面，极不厚道地嘲讽起新加坡人的华语水准。我想郭宝昆先生一定会原谅的：这些远隔两岸的中国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一亲热就忘乎所以，拿宽厚的朋友们嘲讽一遍，好像共同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背靠着艰深的华夏文化，驱走了阔别的懮伤、海潮的寒冷。

西哲有言，剧场里一句微妙的台词引起一片笑声，那是素不相识的观众在退示着一种集体的一致性。

也许我们还太年轻、太敏感，生怕数千年历史的拥有者在异国街市间丢脸，生怕自己的哭声让人发笑，自己的笑声让人掉泪。我这个人由于职业关系，曾安然地目睹过无数次剧场波澜，可今天，竟战战兢兢、如饥似渴地期待着新加坡观众的每一丝反应。我无法预计，如果台湾相声中的俏皮话今晚引不出应有的笑声，我会多么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