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让人急不得恼不得。

每一次激情都不应当成为上一次激情的简单复制，只有这样，激情才具有最大的价值。

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归根结底，来自于：你强大了，你与别人有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让人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你，这个时候，你的优点与缺点都在别人眼里放大，别人内心的疑惑或担心甚至是战略目的，都会以日常夸张的表扬与批评显现出来。

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陈虻属于后者，于是，你发现，他时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是新的位置，一方面是过去的理想。按理说，应该不纠缠，可现实中，不纠缠不矛盾太难。于是，这个文人气十足的带兵打仗者，就不得不时常坐在办公室里让思想乱飞。估计像他这样的思想者，总会在脑海中，拥有很多美妙的栏目构想和节目设计，以及让人叫绝的细节。

后来，由于他的优秀，他被提拔了。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这可不是电视圈里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狂傲版：不当官，与任何人平起平坐；当了官，永远是人家的下级。

扶上马，送一程，该作的决定终要作出。

电视就像一个放大器，很容易一瞬间让你被家喻户晓，就像我一次又一次说过的那样：“中央电视台这地方，拉条狗进演播室，连播一个月，中国名狗！”但是你自己一定得明白：“背靠大树，就真以为自己成了大树，这很搞笑！”

第二，他越来越沉稳，越来越历练。此前所读的那些书，此前所思考的人生问题，这么长时间以来在他的大脑里慢慢发酵，最终构成了他全新的心智模式。事实上他越来越趋近于达到倭仁所要求的做一个新人的标准。只不过，无论是倭仁还是他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变化是呈趋势递进的，他最多只能感受到别人越来越尊重他，而他自己，同样是越发的拿自己当回事。

去年的大年初一，他两次冲车夫发火，这叫形迹外露，沉不住气。而今年他只是生气，生过气后付之一笑。

总之一句话，这家伙越来越阴险了，不动声色渐成行为本能，再也不是那个让人围着进行大批判的善良青年了。

但同样的故事，当曾国藩还只是京师一名普普通通的庶吉士的时候，他讲给别人听，换来的只是羞辱。

终其一生，人也无法改变自己的习性。曾国藩，永远是那个顽皮搞怪，爱讲笑话的曾国藩。但他在不同的环境氛围之下，做相同的事，得到的结果却是完全相反。

所以说，人生在世，不在意你做什么，也不在意你怎么做，重要的是环境的衬托，是否适合你的个性发展。在你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周遭的环境不利于你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因为你存在就是一个错误，至少你妨碍了别人的前程，又或是影响了别人的心情。

你无法谴责他们视隐私为无物或者不道德，因为，对他们来说，娱乐才是道德。

理学这东西，是很要命的，你听起来头头是道，可实际上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理学是希望通过研几式自我反省，尽最大可能的灭除人性中的缺陷与不足，让人呈现出一个全新的精神状态。正所谓《大学》开篇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说到的在亲民，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焕发出人性的光辉。

但是理学的研究者及倡导者，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譬如水是生命之源，但偏偏有许多人溺死在水中。譬如火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偏偏有许多人烧死在火中。溺死人的水，就是水的缺陷与不足了，可是你能让水消除这个缺陷吗？烧死人的火，就是火的缺陷与不足，可你能让火去除这个缺陷吗？

人性也是这样，善也是它，恶也是它，[...]

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记载，不过是一个姿态，就是要让领导知道，他在遵从领导的指示办理。但他真正要做的，是依据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走他自己的路。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您信佛教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