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 -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正是这一明显地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社会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从属的社会。

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但比较地说来，中东、印度和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化。工具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武器和工厂需要学校和科学。正如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继续不可抗拒地使另一种从西方借来的东西成为必需一样。军事和经济的变化引起思想的变化，也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一个新的从事商业和工业的阶级出现了，它向传统的社会和统治集团挑战，最厉还向西方的支配地位挑战。这就解释了俄国反对沙皇权力、印度反对英国控制、中国反对满族统治的思想骚动和种种革命运动。

时间的选择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它解释了——比如说——为什么俄国在中国或日本以前很久就感觉到欧洲的推动力。第二个因素是当地居民、特别是当地统治阶级对西方所必须提供的东西的态度。例如，彼得大帝的强烈的西方思想保证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能较早地渗入俄国，而中国和日本的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则有助于它们在19世纪后半世纪以前一直将西方的影响排斥在国门之外。第三个因素是当地社会的力量和团结。凡是衰弱和不团结的地方，西方的渗透和控制就来得早，如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有力量和团结的地方，就长久地避免与西方亲近，如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 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

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

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联合起来。知道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呢？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希望通过穆斯林和经院哲学家的变形眼镜来看古人，而是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他们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还有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这些学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

匠人缺乏“概念系统”。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哲学家）所关心的。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也无能力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事的，把时间用于思索永恒的真理或试图使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成为人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东西。无容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使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得以产生。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的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头、石块、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爱斯基摩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在敞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 “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一群人过来了，我很害怕，怕看见他，但是到底看见了，他的头低着，眼睛望着地下，手被白绳子捆上了，一个巡警牵着。我的手满是汗。 在他的另一边，我又看见一个人，就是那个在槐树下向我要铜佛像的男人！他手里好像还拿着两个铜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