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想啥办法？”王金华心想：“你真让我白手起家？”白手起家四个字好说，但真正靠白手起家是不可能的。王金华与乡长余荣合计：还得“借鸡下蛋”——这是继吴克铨的“东接上海”、“西联三线”之后昆山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思路。

怎么办？城北乡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向县里要钱？县长吴克铨明确告诉他：“县上在搞开发区，你那里自己想办法吧。”

生活世界的道德品质同样如此：生活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恶心。生活道德的述词不是真实或非真实、善或恶。无论性感还是生活感，都只是一个个人自己的感觉、令个人自己昏眩（沉醉）的密度。自由主义的小说叙事既要捕捉让人亢奋的瞬间，又要把握令人恶心的时刻，两者都是个体真实的生活世界的感觉。

在相对性中沉醉，需要一种情感的距离。

另一位昆山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王金华，吴克铨最得意的“开发王”。王金华是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王金华去任职时，不说城北没啥工业，就是在其他地方很吃香的学校老师都纷纷要求调出城北乡，原因只有一个：学校条件太差，待遇又特别低。

这个时候，昆山在吴克铨等县领导的指挥和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各乡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

吴克铨等昆山人“东连上海”、“西接三线”的战略，使昆山在短短几年里建起了几十家联营企业，原来的“工业小区”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厂家的落户需要了，于是县上又命令宣炳龙他们将“小区”扩大一倍，达6.18平方公里面积。

“我们昆山现在能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重要电子基地，就是靠当年‘大三线’来昆山落户办分厂时那些国家著名电子企业打下的雄厚基础。”现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这样对我说。

就拿性道德来说，性感及其道德感是相对性的。对于传统的柏拉图—诺斯替—基督教的道德观来说，性爱无法避免罪过的胎记，总带着生存上的负疚；如今，性感被美化、抒情化乃至神化，这两种情形都是道德专制论的。昆德拉说，“抒情的性比上世纪的抒情情感更让人好笑”。性是“模棱两可”的：既让人亢奋，又令人反感。究竟是让人亢奋，还是令人恶心，就要看个人自己的性道德观及其与谁相交了。对性事的道德感觉并没有一种客观的尺度，性道德的述词也不再是善或恶、符合还是不符合习传的道德表，而是个人身体感觉的亢奋或恶心。这就叫在相对－性中沉醉。

同大“三线”的横向联营，使昆山就像掉进了“美女”堆一样，“恋爱”成功率高出无数倍，而且都是优质“美女”！

“不要满足，要挑更好的。不能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吴克铨如一头永远吃不饱的饿狼一样，对属下叮咛道。

从此他的“恋爱”范围和重点开始转向宽广无限的中国大“三线”——这是中国“文革”时期留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国营大企业群体，它有昆山取之不尽、挑之不完的可以用于横向联营与合作的“好对象”。

昆山这么干到底行不行？似乎谁也拿不准。

就在这时，一位大经济学家来到了苏州，他对昆山引起的种种议论产生了兴趣。他正是为国家谋划出台宏观经济政策的“军师”，他叫薛暮桥。

“得去看看，这昆山到底在搞啥名堂嘛！”正当吴克铨等昆山人已经在县城边圈出一块地打造深圳、蛇口一样的“昆山小特区”时，越来越多的“昆山人在疯干”的传闻不时在苏州市府机关传开。一天，市委书记戴心思坐不住了，找来吴克铨问：你把你们现在的搞法跟我说说。

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吴克铨和县政府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城、南京省城……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石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3万、5万，纷纷“出血”

他真去了。该磕头的磕头，但磕完头你再不给，他吴克铨也来硬的：“你这个厂长想不想继续当下去了？想当下去，你就出点血。不想当的，你可以不出血，但你得腾位子。”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是“强盗叫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