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物者手中出来时，一切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一切都变质了”，这是“爱弥尔”一书开头的两句话。但是以后卢梭很快又肯定：“优良的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的本性的那种制度”。在这里，我们认为卢梭是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即：徘徊于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间，前者在雅各宾党人的英勇的乌托邦主义中曾找到过最出色的表现，后者，则是为了发展以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卢梭深刻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倾向，这些矛盾的倾向是卢梭所不能超越的，因为要超越这些矛盾，只有近代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实际上，应当成为公民的爱弥尔，是与一切社会生活完全隔绝，在孤独中成长起来，至少在他十五岁以[...]

首先应该教育那些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他们以为思想支配世界，因而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巴学园还有一位丸山老师，他在巴学园的地位相当于别的学校的教务主任，称得上是小林先生左膀右臂，不过这位丸山老师在某些方面，却和林先生完全相反。

巴学园校长小林先生的教育方法非常独特，很大原因是受到了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教育方式的影响。比如说，从韵律操开始学习的新的节奏教育，吃饭、散步时的礼仪，连午饭时唱的”好好嚼啊，把吃东西……”这首歌，也是那首英文歌”划啊，划啊，划起你的小船”的翻版，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那天以后，小豆豆感觉线香的味道，就是丸山老师的味道，而且，也是“辩庆·一呜呜——”的味道，是“天野屋利兵卫”的味道，还是“安静”的味道。

孩子们并不可能明白“辩庆”或者四十七义士，但是，丸山老师仍然充满了热忱，耐心地说给他们听。这是丸山老师和小林先生不同的地方，但同样让人尊敬，让人感到亲近。另外，小豆豆还喜欢丸山老师的声音，他的声音是那么温和，让人觉得它和老师厚厚的镜片后面小小的眼睛，以及老师胖胖的身体有些不相称。

就要过新年了。

到了泉岳寺，丸山老师发给大家线香、水和花。这里排列着很多坟墓，不过比九品佛寺庙中的坟墓要小一些。

小豆豆想到这是来祭拜叫“四十七义士”的人，不由得严肃起来，献上线香和花之后，也学着丸山老师那样，默默地鞠了一个躬。在小学生之间，弥漫着静寂的气氛。这是巴学园非常难得的安静。每一座墓前的线香，都冒出袅袅的青烟，在空气中散成各种图案。

由丸山老师带头，全校五十名学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队伍的这里那里，不时地传出“天野屋利兵卫，是一个男子汉”的声音，连女孩子也大声说着“……是一个男子汉”，吵吵嚷嚷的样子惹得路上的行人纷纷笑着回头看。从自由之丘到泉岳寺大约有三日里(约合十二公里)，但是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十二月的东京，天空一片湛蓝。孩子们一边嚷嚷着“天野屋利兵卫，是一个男子汉”，一边连蹦带跳地走着，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倦。

他丝毫不肯泄露义士们报仇的秘密。丸山老师把这一段故事反复讲了好几遍。学生们虽不太清楚四十七义士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可以不上课，带盒饭去比九品佛还远的地方散步，大家都非常兴奋。孩子们向校长先生和其他老师说了声：

“我们走啦!”

出发前，丸山老师给大家讲了四十七义士故事的梗概。特别是义士中有一位叫天野屋利兵卫的人，他负责准备四十七人武器，被抓获后，无论幕府官吏怎样拷问他，他只是说：

“天野屋利兵卫，是一个男子汉。”

小林先生没有反对丸山老师的主意，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总之没有反对。也许他觉得这样做 “也不是坏事”吧。不过，小豆豆的妈妈还是觉得，巴学园的风格和去祭拜四十七义士的墓，两者一对比，总有点儿怪怪的。

可是，小豆豆他们却一直以为是那个叫辩庆人，呜呜地哭着，在夜里过河呢。即便如此，丸山老师的“辩庆——呜呜——”还是非常有名。

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早晨，大家来到学校后，丸山老师说：

“今天是四十七义士报仇的纪念日，我们要步行到泉岳寺参拜。我已经和你们的家长联系过了。”

丸山老师真像他名字中的“丸”字那样，长着圆圆的脑袋，头顶上一根头发也没有，光溜溜的，其实仔细看看，从耳朵边往后倒是还长着一圈短短的闪光的白头发。另外，他圆圆的眼镜、红扑扑的脸颊，一眼看上去就和小林先生完全不一样。而且，更不同的是，丸山老师还会时不时地吟诗给大家听：

“辩庆——呜呜——夜渡河—其实，这句诗应该是：

“鞭声——萧萧一——夜渡河——”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