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们觉得“啊，太好了……” 立刻换成三拍的动作。这个时候，不能手足无措，要把大脑的命令立刻转换成身体的，也就是肌肉的动作。可是正当大家想要合上三拍节奏的时候，钢琴声却突然又变成了五拍!刚开始这么练习时，孩子们真是手忙脚乱，嘴里一迭声地喊着“老师，等一等，等一等”。不过渐渐习惯之后，就觉得非常舒服，自己也能渐渐想出各种花样的动作来，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在人流中各做各的，但是高兴的话，也可以和别人并肩同做，或者在二拍时候，互相拉拉手啦，互相眨眨眼睛啦什么的。不过，说话是不允许的。

比如说吧，一开始，大家是随着二拍的节奏走动，然后琴声突然变成了三拍，但是，大家要一听三拍的音乐，一边做二拍时的动作。这个可太难了!校长先生认为，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培养孩子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还能培养坚强的意志。

过了一会儿，先生叫了一声：

“可以换过来啦!”

“放下——转一圈——从侧面抬上去。”

如果是五拍的话，则变成：

“放下——转一圈——伸到前面——向旁边平伸——抬起来。”

如果节奏是六拍的话，那就是：

“放下——转一圈——伸到前面——再一次在胸前转一圈——向旁边伸平一抬起来。”

就这样，随着节奏的变化，动作也变得越来越难。而且，更难的是，校长先生在弹钢琴的时候，不时地会大声说：

“当我的琴声变化的时候，你们不要立刻跟着变化!”

……还有好多好多。总之，小豆豆他们这个班，是从使身体理解节奏这一步开始的。在礼堂的小讲坛上，校长先生弹着钢琴，小学生们合着琴声的节奏，从各个位置开始走动。怎么走都可以，不过如果逆着人流走的话，会和人相撞，那就不舒服了。所以，大家要尽可能地绕着同一方向走，也就是成为一个环形，但不要排成一列，而是自由地、流畅地走动。同时，孩子们听着音乐的节奏，到了“二拍”的地方，就像指挥家那样两只手大幅度地上下挥动，打一个“二拍”的节奏。走动的时候，不要把脚踩得“咚咚”响，但也不要像跳芭蕾舞那样用脚尖着地。先生的话是这样的：“仿佛是在拖着大脚趾走动，身体轻松自由地摆动，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归根到底，最重要的是要[...]

“什么是韵律?”

每当有人这么问的时候，小林先生就这样回答：

“韵律是让身体的组织结构更加精巧的游戏，是教给我们怎样去开动心灵的游戏，是让心灵和身体理解节奏的游戏。做韵律操会使人的性格富有韵律感，富有韵律感的性格是美好的，强大的，能够温和地顺应自然的法则。”

结果，经过长期的思索，达克罗兹先生终于发现了一种叫作“韵律操”的东西，这是从孩子们自由自在蹦蹦跳跳的动作中获得灵感，从而创作出来的。小林先生在巴黎的时候，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校里待了一年多，学习了韵律学。如果再稍微提及一些历史性的话题，日本人中受到达克罗兹影响人还有不少，以山田耕作先生为首，还有现代舞创始人石井漠、歌舞伎的第二代传人市川左团次、新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小山内薰、舞蹈家伊藤道郎等。这些人都认为韵律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他们都向达克罗兹先生学习过。但是，尝试着把韵律学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去的，小林先生是第一人。

校长小林宗作先生在开办巴学园之前，曾经到欧洲去，想要考察一下外国是怎样进行小孩子的教育的。小林先生参观了好多所小学，听过很多教育家的谈话。在巴黎，小林先生遇见了优秀的作曲家和教育家达克罗兹先生。达克罗兹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教育孩子们，不要用耳朵听音乐，而是‘用心去听、去领会’呢?孩子们听音乐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不应当是没有生气的教育，而应当是跃动着的、充满生气的音乐……怎样才能唤醒孩子们的感觉呢?”

巴学园不仅在上谏的方式上和一般的小学不一样，它的音乐时间也特别多。对音乐的学习有各种方法，在巴学园，每天都有学习“韵律操”的时间。韵律学的创始人是达克罗兹，这是他提出的一种特别的节奏教育。这项研究发表于1905年，随即在全欧洲和美国引起广泛的注目，各国都建立了韵律学的培训所、研究所等。那么，巴学园为什么会采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说呢?这是有缘故的。

暑假结束了，又开始了第二个学期。在暑假期间，大家一起进行了好多活动，小豆豆和班里的同学更加亲近了，甚至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也熟悉起来，她更加喜欢巴学园了。

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