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南路的张行志都收到消息停火了，占领醴泉的升允还在那厉兵秣马，把远在北京的宗社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叫雷恒炎的陕军参谋估摸着升允可能没收到停战消息。作为醴泉人，他觉得有必要前去通知一下。

革命同志置酒送行，并发炮三响，为雷恒炎壮胆。

结果，次日到了甘军营中，刚准备开读黎元洪的来电，就听升允下令：“斩！”

雷恒炎恍然大悟：哪里是消息不通，根本就是秘不宣布，还想打！

他一边被行刑士兵往外推，一边大喊：“南北议和，天下一家。陕甘两省，本为兄弟，为何还要厮杀？！”

在清末国会大请愿的浪潮中，根本看不到甘肃代表的影子。其咨议局正副议长都是翰林出身，却对立宪不感兴趣，倒是武昌事变后热衷于“迎銮”，一面通电反对共和，一面联络北京，欲替皇帝打出一条偏安之路。

革命根基如此之差，对升允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西顾，放心大胆地跟陕军拼杀起来。

一直杀到清帝逊位，长庚挂印而去，甘肃布政使领衔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仍无收手的迹象。

除夕之夜，醴泉的陕军寻思着甘肃都易帜且宣布停战了，大为放松，喜迎新年。不料正烹羊宰牛、吃酒赌钱，升允的甘军便从城角攀援而上，组团前来拜年。

众人欢天喜地，完全没意识到放走了一个祸根。

两年前因反对立宪而被载沣革去陕甘总督一职的升允听到西安出事，连夜渡河，逃往甘肃。

升允这个人很有特点。慈禧七十大寿时，奕劻曾命各省献金祝寿。大家都慷慨解囊，只有他不掏钱，还上奏请求停止这劳民伤财的摊派。

跑到兰州后，升允被陕甘总督长庚奏请起复为陕西巡抚，同提督张行志分南北两路率军东征。

甘肃风气之闭塞，冠绝各省。

此刻，满城尽带黄金甲。

血战一日，革命军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艰难杀入，引爆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

文瑞指挥旗兵巷战，留下三千具尸体，仍负隅顽抗。

革命军怒不可遏，挨家挨户地屠城，砍死两万多旗人妇孺，震惊宇内。

文瑞投井自杀，剩下的千余旗兵想反攻军装局，悉数被灭。

演完同舟共济的上集，当然少不了同室操戈的下集。

军政府的大会上，个个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吵了半天，竟搞出粮饷、军令和兵马等六个都督。当然，张凤翙是“大都督”。

以后，他每天办完了公回来，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的楼上，车头迎着落日，玻璃上一片光，车子轰轰然朝太阳驰去，朝他的快乐驰去，他的无耻的快乐

话说当天的确是个造反的好日子。钱能训和军方高层皆在咨议局开会，驻守军装局（保管弹药）的一个连也因周末的缘故，大部分人都跑去逛街了。

革命军以“到灞桥洗马”为名冲到军装局，一声怒吼，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士兵分分钟便占领了此地。

张凤翙就地成立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营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便溃不成军，钱能训自杀未遂，被革命军礼送出境。

只剩下满城了。

满清入关后在各省省会修筑了满城，驻扎八旗军，以防汉人造反。

不起义，迟早也是死；起义，有枪无弹。

一帮革命士兵找到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一营管带张凤翙——这是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革命党了。

张凤翙正在营房睡觉，突然稀里哗啦涌进一群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暴动。

“啥时候？”

“奏是今个儿！”

“能行！”

从管家到当家，从顶层亡清到顶层设计，深感事非经过不知难的袁世凯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抬望眼，振作精神，目光投向潼关以西那片还挂着龙旗的大清遗民乐土。

镜头闪回到四个月前。

陕西的光复跟武昌一样，都是新军一觉醒来顿悟了，匆忙成事。

先是西安将军文瑞在听说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当即要求护理陕西巡抚（平级代理称“署理”，由低一级的布政使暂代则称“护理”）钱能训抓捕新军中的革命党。

钱能训担心急则生变，计划先将新军打散了往边区调，再按图索骥，各个击破。被同盟会陕西分会渗透得最理想的第二标瞬间站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

法定人数之缺，日所有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幸而开会，则村妪骂邻，顽童闹学。销此半日之光阴，相率鸟兽散而已。

袁世凯面临的问题更具体。“一省六都督（陕西），百日三都督（江西）”的民元乱局刚结束，各省又肆无忌惮地截留税收，断了中央的财源，使得北京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强烈的个人意志不允许袁世凯后退半步。他一向坚信政治家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自污，甘愿为政治理想放弃原则、隐忍求全。

于是，他一边感慨“我这个大总统当的还不如一个总督”，一边打定主意：与其扛着民主的大纛（dào，旗帜）实则官主，不如亲自操刀，制定实实在在的规则，确保国家机器运作稳定。

阿里觉得很奇怪：“你都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

文盲的逻辑是：“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算了。”

最终幻想

杨度向袁世凯挑明：抽刀断水的唯一办法是实行开明专制。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在梁启超笔下，民初的议会幼稚到让人心碎：

一切都是随机的，能有效预防贿赂，确保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制度，把不容于世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正确解释了月食现象）、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等最优秀的人才赶出雅典，还以“不敬神”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雅典民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陶片放逐法”。它规定每年可放逐一名政治家，召开公民大会投票决定。

投票者只要在碎陶片上刻下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得票超过六千，此人即遭放逐十年。

一次，指挥过马拉松战役，为抗击波斯入侵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阿里斯泰德被公民大会宣布放逐。投票前，一个文盲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旁边的阿里斯泰德，请他代刻“阿里斯泰德”。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杨度提醒袁世凯注意，作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的法庭民主到连法官都没有。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六千个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平时抽签选取）里调五名以上的陪审员审理。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搞计划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连五岁的小孩，都用锥子扎我的腿——姑姑一撩裤脚，露出腿肚子上一个紫色的疤痕——看到了吧？这是不久前被东风村一个斜眼小杂种扎的！你还记得张拳老婆那事吧？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