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别的,我一撩长袍的前襟,便跪在麻老二的身边,口中道,都是晚辈不懂事,若不是我没把话说明白,也不至于让我哥哥惹您老生气。
讲这番话有一个诀窍,前半段自贬,是放交情给对方,表明自己识得眉眼高低,后半段把错处坐实在麻老二身上,是辨明是非,事有事在。
千万别说什么贵族,中国哪里有贵族?理查·加路说过:‘你可以穿上贵族的服装,你可以模仿贵族的口音,你也可以混迹于贵族之间同他们交朋友,如果他们愿意和你交往的话。但是你永远只是个赝品,真正的贵族一眼就可以把你识穿看破。
相当一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和少数干部的腐化堕落,导致了我们1997年许多工作没有落实到位。有些干部,晚上逛歌舞厅,进夜总会,白天睡大觉。尤其是放权以后,总部对下面的控制减弱,这种现象更是普遍存在。有个别子公司经理居然喊出了“子公司经理就是比办事处主任懒,办事处主任就是比业务主办懒,业务主办就是比宣传员懒”的怪调,真是腐败透顶。有一家子公司经理,公司有一辆车,他又租了一辆桑塔纳,每个月的租金是3000元。还有一个经理,一年没下过几次市场,办事处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他手下有一个办事处主任,招聘来了4个月,他都不认识。
更能发挥效力。因此,搞清楚什么时候对我们最起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极其有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沃切尔所设计的一项实验能让我们了解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沃切尔和他的研究小组使用的基本程序很简单:他们会让那些参加消费者偏好调查的人品尝一些巧克力曲奇,然后让他们对曲奇的味道和质量做出评价。在调查者中,有一半人的罐子里有10块曲奇,而另一半人的罐子里只有2块曲奇。结果就像我们根据短取原理可以预料的那样,当人们吃的是仅有
崇尚实践不爱标榜、始终未设宣传机关的光复会,在贡献了吴樾、秋瑾、徐锡麟等烈士,光复了江南后,便已成为历史名词。
失去平台的章太炎与李燮和性命堪忧,逐渐倒向袁世凯。
而作为退休返聘人员,袁世凯才不相信什么“成功不必在我”的鬼话,“非袁莫属”的舆论和中外仰仗的人望让他愈发坚信中国需要宪政。但,必须在自己手上实现。
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孙文)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尝不是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从未提及此事也。
史学家杨天石点评道:“蒋介石始终认为刺陶是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非孙文,二人也未曾谈及此事,但他估计,孙之所以长期信任、重视自己,和此事密切相关。”
同一时间,同盟会籍的广东都督陈炯明也在其治下捕杀光复会成员——以革命主角自居的同盟会,用最直接的方法帮光复会实现了“功成身退”的入会誓言。
今武昌为首义之区,而江浙为光复会势力所在,若先于我等举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故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李燮和以协助光复为名,由鄂来沪,其人为陶成章之亲信,居心可知。诸同志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
就差直接说:“有能手刃此二贼者乎?”
1912年1月14日凌晨,蒋介石奉陈其美之命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枪杀了陶成章。
时论普遍认为,刺陶是孙文默许甚至直接指示的。
1943年,这桩公案尘埃落定三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主编章太炎饿得眼冒金星,连催孙文给钱,且只需三千银元便能解燃眉之急,却被告知没有。
最后《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险些罚做苦役。
为此,陶成章同章太炎多次发动“倒孙”,要将其赶下台,另选贤能;孙文则四处诬蔑二人为清廷的侦探。
由于内部纷争不断,孙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胡汉民、宋教仁等相继单飞,回国成立支部。若非黄兴极力维护,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
陶成章心灰意懒,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分庭抗礼。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已同陶成章冰炭不容,向蒋介石等人吐露心事道:
真有钱人,不再聊多少项目,而是聊有几个上市公司;不再谈多少钱,而是谈有几个政要朋友;不再问多少车,而是问有几个司机;吃饭不点菜,而是点厨子;穿衣服不问牌子,而是问哪国的裁缝;买家具不问哪国的,而是问哪朝的;娶老婆不找眼前的,而是点电视里的。
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后,陶成章发现,在孙文的领导下,同盟会的管理和财务极其混乱。
一次,孙文托日本友人订购了两千支快抢,供起义同志使用,结果被章太炎探知是早已淘汰的劣枪。
还有一次,大难不死的起义同志逃回新加坡,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苦工)。众人同孙文商量,设法接济,不料孙却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
最夸张的是坐视为革命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报》(同盟会机关报)风雨飘摇,几近断炊,却始终不肯施以援手,任其自生自灭。
然而,舆论一边倒地拥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1912),认为“非陶公继任,全局将解体矣!”“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被梁启超誉为“当世墨子”的陶成章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国事,四过家门不入,两番谋刺慈禧,可谓光复会的灵魂。
多年来,经陶成章之手的革命经费数以万计,他自己却衣衫褴褛、粗茶淡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烟花巷陌的常客陈其美,由于三天两头往娱乐场所钻,舆论攻击不断,被上海人称作“杨梅都督”。
其实早在日本时,陶成章就曾当着孙文的面苦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遭到后者记恨。
等光复会打下制造局,好不容易找到陈时,发现其形象颇为狼狈:手足戴着镣铐,坐在一张条凳上,头紧紧地靠着墙壁,一动不动。再一看,原来辫子从墙上新凿的小孔拉出房外,系着梁上悬挂的一个铁钩,故而纹丝不动……
重获自由的陈其美又恢复了“四捷”(人称其“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的威风,见暗杀未遂,干脆派自己的黑道兄弟拿着手榴弹去威胁李燮和。
光复会在江南经营多年,李燮和根本不怕当铺伙计出身的陈其美,只因顾全大局,不想跟黑帮火拼,选择了低调闪人。
当上沪督的陈其美并不满足,正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去南京临时政府赴任交通总长,便又打起了浙督的主意。
跟霍元甲过从甚密的陈其美在上海经营多年,同黑帮无赖打成一片。为了都督一职,不惜派人刺杀李燮和。
这就有点恩将仇报了,毕竟李燮和曾率兵将陈其美从江南制造总局里救出来。
该局是晚清首屈一指的军工厂、李鸿章给洋务运动作出的最好诠释。陈其美为了搞到起义用的军火,找制造局总办谈判,希望策反对方。
问题是你让旱涝保收、工资条能吓死草民的国企老总去当官他都未必乐意,还指望他毁家纾难,跟你造反?
果然,陈其美直接被关了起来。
见始皇出巡,威风凛凛,刘邦和项羽不约而同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喟叹,其核心都是对当历史看客的不甘。
无论“逐鹿中原”还是“问鼎天下”,鹿和鼎都是唯一的,不容他人染指。
于是,分久必合的大一统思想便同个人野心孟不离焦地缠绕在一起。
天无二日的一元文化,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逻辑。即便以新新人类自居的同盟会,也不例外。
刺客蒋中正
上海光复后,功劳最大的光复会骨干李燮和被起义同志推为沪军都督,引起蒋介石的良师益友、同盟会一霸陈其美(1878—1916)的强烈不满。
其核心思想却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杨度没有去分析从小革命到大革命,从改造社会到改造人性,革命何以最终搞得人人自危,与人心为敌。做梦都想当帝王师的他,哀叹的是卢梭死得太早,没能看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成立。
袁世凯则像被说中心事一般,听得后脊发凉。
罗伯斯庇尔唯一的错误便是没有生在中国,否则以其杀伐决断脸厚心黑的个人素质,想必功不在秦皇汉武之下。
这是一个重复上演抢舞台、争主角的国度,无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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