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指在二十五分时，才会想上厕所。

我想安迪也在努力克服这种体制化症候群——同时，他内心也有深深的恐惧，深怕经过多年努力，一切都成空。

想象有多少个夜晚，他清醒地躺在床头贴着的海报下，思索着污水管的问题，心里很清楚这是他惟一的机会？他手上的蓝图只能告诉他这条管子有多大和多长，但无法告诉他管子里面会是什么状况——他能否一路爬过去，而不会窒息？里面的老鼠是否又肥又大，会毫无惧色地攻击他？蓝图更不会告诉他污水管的尽头是什么状况。比安迪获准假释更滑稽的情况是：万一安迪钻进污水管，在黑暗和恶臭中几乎不能呼吸地爬了五百码后，却发现尽头是一堵厚实的铁栅栏的话，哈，哈，不是太好笑了吗！

我曾经试图描述过，逐渐为监狱体制所制约是什么样的情况。起先，你无法忍受被四面墙困住的感觉，然后你逐渐可以忍受这种生活，进而接受这种生活……接下来，当你的身心都逐渐调整适应后，你甚至开始喜欢这种生活了。什么时候可以吃饭，什么时候可以写信，什么时候可以抽烟，全都规定得好好的。如果你在洗衣房或车牌工厂工作，每个小时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而且每个人轮流去厕所的时间都是排定的。三十五年来，我上厕所的时间是每当分针走到二十五的时候，经过三十五年后，我只有在那个时间才会想上厕所：每小时整点过后二十五分。如果我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没办法上厕所，那么过了五分钟后，我的尿意或便意就会消失，直到下个钟头时钟的分针再[...]

但我猜想，无论如何，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宣誓就任之前，安迪已经可以勉强挤进那个洞口了……或是更早就可以这么做，安迪长得很瘦小。

为什么他那时候不走呢？

各位，到了这个地步，我的理智推理就不管用了，只能乱猜。其中一个可能性是，爬行之处塞满垃圾，他得先清干净，才出得去。但是那也不需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也许安迪开始觉得害怕。

八年庆祝生日时，洞口可能有碟子大小。等到一九六九年棒球季开打时，洞口可能已经挖得像托盘那么大了。

有一阵子，我猜想在他挖到通道之后，挖掘的速度应该快很多，因为他只要让敲下来的混凝土块直接从通道掉落就行，不必像以前一样把它敲碎后，再用我前面说过的瞒天过海之计，运出牢房丢掉。但由于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他不敢这么做。他或许认为，混凝土掉落的声音会引起其他人怀疑。或是如果他当时正如我所猜想，已经晓得下面是污水管的话，他很可能会担心落下的混凝土块在他还未准备就绪以前，就把污水管打破，弄乱了监狱的排水系统，引起调查。不用多说，如此一来，就大难临头了。

很讽刺的是，还有一件事，我一想起来便不寒而栗，就是万一安迪获得假释的话，怎么办？你能想象吗？获得假释的囚犯在出狱前三天，会被送到另一个地方，接受完整的体检和技能测验。在这三天之中，他的牢房会被彻底清扫一遍，如此一来他的假释不但会成泡影，而且换来的是长时间单独监禁在禁闭室，再加上更长的刑期……但换到不同的牢房服刑。

如果他在一九六七年就已经挖到通道，为什么他直到一九七五年才越狱？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可以猜一猜。

首先，他会变得比以前都小心。他太聪明了，不会盲目地加快速度推进，想在八个月或甚至十八个月内逃出去。他一定一次只把通道挖宽一点点。那年他在除夕夜喝酒时，洞口可能有茶杯那么大，到了一九六[...]

有相当的把握了，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谈起齐华坦尼荷，就差不多是在那段期间。在墙上挖洞原本只是好玩而已，突然之间，那个蠢洞却能主宰他的命运——如果他知道通道底部是污水管，以及污水管会一直通往监狱围墙外的话。

现在，他除了要担心压在巴克斯登石头下的那把钥匙外，还得担心某个力求表现的新警卫会掀开海报，发现这个伟大的工程，或是突然住进一个新室友，或是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以后，突然被调到其他监狱去。接下来八年中，他脑子里一直得操心这么多事情，我只能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冷静的人之一。换作是我，在所有事情都这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早就疯了，但安迪却继续赌下去。

然后有一天，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左右，安迪长时间的嗜好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他把海报掀起，整个上半身探入洞里，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则盖到他的臀部，石锤的尖头一定突然整个陷入混凝土中。

他本来已经准备把几块敲下来的混凝土拿走，但是可能在这时候听到有东西掉落，在竖立的管子间来回弹跳，叮当作响。他事先已经知道会挖到那个通道吗？还是当时大吃了一惊？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可能已经看过监狱的蓝图，但也可能没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我敢说他后来一定设法把蓝图找来看了。

他一定突然明白，他不只是在玩游戏而已，他这么做其实是在赌博，他的赌注下得很大，赌上了自己的生命和未来。即使他当时还不是那么确定，不过应该已经[...]

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它的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一般斯坦福要的股权少得可怜。我们前面提到的轩尼诗创办的MIPS公司，包括Google公司都用了斯坦福的技术，而斯坦福则占有一点股份。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讲斯坦福这种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因为它可以鼓励创业。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虽然从它的名字上看它有点像中国的英语角，但它实际上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讲的论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比如KPCB的约翰·多尔，工业界的领袖，比如Google的CEO施密特和创始人佩奇，Facebook的创始人祖宾伯格以及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许多著名教授。这样，斯坦福的师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这不仅使得大家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那里得到创业的指导，创业的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纽曼有点像围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来，大学是传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的地方。纽曼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讲到“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陷入困境时，人的反应其实只有两种，”安迪说，他圈起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假设有间屋子里满是稀有的名画古董，雷德？再假设屋主听说有飓风要来？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人总是怀抱最乐观的期望，认为飓风或许会转向，老天爷不会让该死的飓风摧毁了伦勃朗、德加的名画；万一飓风真的来了，反正这些东西也都保过险了。另一种人认定飓风一定会来，他的屋子绝对会遭殃。如果气象局说飓风转向了，这个家伙仍然假定飓风会回过头来摧毁他的房子。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因为他知道只要为最坏的结果预先做好准备，那么抱着乐观的期望就没关系。”

纽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觉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加管束，这个大学一定办得一团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学，由于学生的来源参差不齐，很难实施纽曼的这个理念。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门槛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业上有所成就，它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是不用人担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也就是纽曼所说的Universal Knowledge

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石头，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我看见这些石头时，总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即使每一次只有一点点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能做出多少事情。

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