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刀会与义和拳的不法行径，毓贤一直卖力弹压，还处死了滥杀教民的朱红灯。但当他接任山东巡抚后，情况起了变化。

首先，义和拳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远远超出了毓贤的砍人速度；

其次，在处理层出不穷的教案时，毓贤发现教民目无王法、仗势欺官，再不打压估计都敢冲到巡抚衙门里送自己见上帝；

最后，也是他最受不了的——作为一个打小仇洋排外的极端保守派，不得不忍受德国的步步紧逼。

一怒之下，毓贤告诉底下的府县官员，从此把教民的控告当成废纸，置之不理。

回过头来再看拳民，发现这帮仗义的山东大汉才是最可爱的人。

猛然醒悟的毓贤决定改剿为抚，将义和拳改组为义和团，并颁发“毓”字大旗，以示招安。

毓屠夫当曹州知府时以捕盗为名，不分良莠，三个月杀了一千五百人，染红了自己的顶戴，累迁至山东按察使。

以毓臬台宁可错杀一千的魄力，办案效率自是一日千里。更难能可贵的是，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毓贤还积极致力于发明创造，在满清十大酷刑的基础上研发出“站木笼”这一惨绝人寰全球领先的尖端科技。

木笼内壁布满铁钉，将人吊于其中，在脚下垫几块砖，似踏非踏。笼内之人，稍有动弹，身体就会被刺得千疮百孔；而当你踩到砖时，对不起，还是要减血，衙役马上会抽去一块。一直将其人折磨到油尽灯枯、遍体鳞伤，方才惨死。

遇有教民生事，官员每每息事宁人，平民往往饮恨吞声，只有义和拳的大侠时不时拔刀相助一把，逐渐成为“哥谭市里的蝙蝠侠”。

曹州教案发生时，山东巡抚李秉衡已接到调令，升任四川总督。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出事了，不由让人感慨天道循环，因果不昧——李抚台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实在天怒人怨。

李秉衡迅速缉拿凶手，向德使请罪。可德国已经决定借机蚕食山东，德商都开始酿造青岛啤酒了，赔罪没有任何用处。

清廷被迫将李秉衡革职。德国勒索了一笔赔款，并取得在山东开矿修路的权利。

继任者毓贤堪称加强版刚毅，在当时是蜚声海外的大清酷吏。

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塑造了一类清廉到清贫的地步，却自以为是草菅人命的昏官，毓贤即为个中翘楚。

子弹及身，不仅安然无恙，还被拳民接在手里示众。

就在主持人又要故作惊叹时，一在场高人揭穿了把戏。

原来，开枪者先将白面搓成一小团，滚以铁沙。射击时，面丸化为青烟，表演者则将手中预先藏好的真子弹快速亮出，迷惑观众。

如此拙劣的骗术之所以能流行村野，皆因其走了一条顺应民心的道路——反教。

山东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乃至挟制地方官，已成为社会公害。

义和拳的吃饭家伙是同铁布衫齐名的金钟罩，俗称“刀枪不入”，颇有跟大刀会分庭抗礼之势。

客观来讲，个别早期首领如二师兄心诚和尚等，确实有些硬气功。常年浸泡药水、运气吐纳，虽没有少林寺扫地僧那么玄乎，但胸口碎个大石还是易如反掌的。

后来会员日众，连女人都成了拳师（红灯照），各种怪力乱神便纷至沓来。

有吞符念咒号称孙悟空附体的，有神志迷乱口吐白沫的，还有像刘谦那样变魔术的。

最轰动的一次演出在山海关举办，当时路人纷传“此系真正神团”，看来之前没少遭遇假的。

表演开始时，拳民袒腹站成一排。百步之外，洋枪装药填子，对准射击。

于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

义和拳的前世今生

作为民间神秘文化的大合集，义和拳后来居上，在德州府平原县一带打游击，掌门叫朱红灯。

朱红灯原名朱占鳌，他冒充明朝皇室后裔是别有所图，而非后来宣称的“扶清灭洋”。

他身穿红裤，头戴大红风帽，以二郎神杨戬为偶像，称其“太老师”。

拳师有和尚，有道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平日互相以“师兄”称呼，喊朱红灯为“大师兄”。

一天，大师兄神秘地告诉列位师兄：“明年是‘劫年’，玉皇大帝将命诸神下凡。”

至于下来做什么，大师兄没说，估计是还没想好造反纲领。

由是观之，统治阶级已无法自圆其说，周汉只能被精神病。

然而，人心是最微妙的东西，当你察觉到它的力量时，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仅1899年，山东就发生了六百多起教案，四百多教民丧生。混乱中，民间帮派大刀会声名鹊起，威震武林。

大刀会以一套铁布衫法为看家招式，行走江湖，端的是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习此功者，当诵咒焚符，冲入水中跪饮，三日即能抵御刀砍，久之便是火器亦无所惧。

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大刀会不知疲倦地捉拿盗贼，在乡民间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很快便在曹州一带发展到十多万人。

张之洞深感“办无从办，放不能放”的周汉是块无比烫手的山芋，因为其理论基础坚不可摧。

周汉认为，大清没有定鼎中国之前，明朝臣子不得叛明而向清廷称臣。现在大清虽受各国欺辱，但毕竟未灭，而有的人却等不及要叛变，要投靠他国了，这是放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罪不容诛的。

然后他祭出官方意识形态“忠孝”，说忠臣孝子是万世万国都尊崇的。此法不定，纵使国力再强，又何以自守自立？

李鸿章支了个招：调查周汉的劣迹，比如经济问题。如此则既不触碰民意，又能给洋人一个交代。

但出乎张之洞的意料，周汉似乎是特殊材料构成的，竟然半毛钱问题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在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还荒诞的神奇国度里，一切皆有可能。

周汉被精神病了。

湖广方面请旨革去其候补道的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看管。

洋人勉强表示同意。

但清政府一向对“右”严防死守，而对“左”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周汉并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在曹州教案爆发时又跳了出来，四处张贴文告，号召湖南人一起驱逐洋人，烧毁“耶稣猪精”，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但对时局来说，周汉的谩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挑起事端，使长江流域的教案数激增。一时间，在华传教士人心惶惶。

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抗议。

张之洞也很为难。周汉不事生产，专心反教，坚信自己搞的是万世不朽的事业，信誓旦旦地说“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早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这种颇有群众基础（主要在士绅阶层）的人你还杀不得，弄不好就会酿出民变。

总理衙门遭受了空前的外交压力，强令张之洞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

事实上，所谓文化冲突云云，背后的实质都是利益纠葛。左派视而不见，无限上纲上线，煽动民族主义，打着启蒙的旗号蒙人，连号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都传“剜眼挖心”之谣，结果摇出一个奇葩——周汉。

作为山西候补道，周汉蹭蹬到四十岁也没捞到什么实职，便于1884年返回老家长沙。

时值洋人来湘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夜以继日地撰写反教文章。截至1898年，已刊布以《鬼教该死》为代表的30余种非法出版物，名震寰宇。

虽说这批反教书籍里充斥着“教士窃取婴儿脑髓”的陈词滥调，但由于天朝人口基数大，排外愤青们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周汉还是一跃成为年度话题人物。

当越来越多的乡民受教民之害而反教，寻求官府庇佑未果，最终也选择入教后，矛盾开始升级，谣言逐渐四起。

最经典的传言莫过于“教堂迷拐华童，割眼剖心制药”，让曾国藩晚节不保的天津教案即发轫于此。

明摆着无稽之谈，却大有人信，只能解释为政治体制迟迟不改革，直接拉低了人群的平均智商。

迎神赛会在当时乡下是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和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一场需要大笔开支，通常由村民凑份子。

洋教传入后，教民们以“教义不合”为由，拒绝缴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若仅限于此，乡民也认了，权当尊重信仰自由。问题是个把猥琐的教民，不但不缴份钱，还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这就人神共愤了。

再加上诉讼等各方面的特权，教民与平民的恩怨日积月累，最后发展到你要是一开水果店的教民，都没人去买你的水果。

由此可见，当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之时，所针对的既不是基督教本身，也不是传教士，而是那些传统社会的“逆子”，那些借教民的身份在原本自洽的乡村规则中制造不公者。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我没有亲耳听见过瓜尔佳母亲有关京腔的论述，但我相信她的话是没有错的，我们家是老北京人，却至今无人能将北京那一口近乎京油话学到嘴，我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是北京话，而又绝非一般的“贫北京”、“油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