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深夜，马路上只有呼啸而过的土方车肆无忌惮地亮着昏黄的车灯，整个城市在夜晚都似乎是变成了一节沉默的，在黑暗里前行的地铁车厢，闭口不言地飞驰着。

我的心境，已如渺渺清空，浩浩大海，平静，安详，淡泊。

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份执着，拚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去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超脱。

十年来，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情感上的坎坷，都没有使她白白的虚度她一生最珍贵的青年时代。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

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

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

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的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地死去。”

开了匣盖，看见自己给他的七封信，信封都破了，用玻璃纸衬补的，想得出他急于看信，撕破了信封又手指笨拙地补好。唐小姐心里一阵难受。

可是心里忘不了他，好比牙齿钳去了，齿腔空着作痛，更好比花盆里种的小树，要连根拔它，这花盆就得迸碎。唐小姐脾气高傲，宁可忍痛至于生病

唐小姐恨不能说：“你为什么不辩护呢？我会相信你。”可是只说：“那么再会。”她送着鸿渐，希望他还有话说。

他听到最后一句话，绝望地明白，抬起头来，两眼是泪，像大孩子挨了打骂，咽泪入心的脸。唐小姐鼻子忽然酸了。“你说得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站起来就走。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怫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吻完了，她头枕在鸿渐肩膀上，像小孩子甜睡中微微叹口气。鸿渐不敢动，好一会，苏小姐梦醒似的坐直了，笑说：“月亮这怪东西，真教我们都变了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