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更是如此。因为一方面，她们首先被整体上规定为男性的附属品；另方面，她们自身等级的相对性和浮动性又特别大。一个女人，如果攀上了“高枝”，为位高权重者所宠爱，其所产生的连锁效应，真可谓“鸡犬升天”，父母家人，一并受益。正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当然也就“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因为在这种名分的剧变中，受益方所付出的，只不过一个小女子的身体罢了。投入不多，红利却极为可观，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那么又有几个女人，不做这种一夜暴富的美梦；有几个家庭，不想有朝一日，也能“可怜光彩生门户”呢？你看那金鸳鸯的嫂子，一听说贾赦要纳鸳鸯为妾，不是高兴的狗颠屁股式的跑来游说，一个劲大[...]

机器很多带着锈迹……吃完后我会打开舱门到一个走廊上。那里所有门都是船上的舱门那种样子，但是比那个厚重，而且密封性很好。每次打开都会花很大力气。到了走廊我会挨个打开舱门的到别的房间看，每个房间都是和我醒来那间一样的，很大，很多机器。

房子也很旧了。里面有好多陈旧的设备，我隐约记得其中一些，但是记不清都是做什么用的了。穿好衣服后我会到一个很旧很大的金属机器前，拉一个开关，机器里面会哗啦哗啦的响一阵，然后一个金属槽打开了，里面有一些类似猫粮狗粮的东西，颗粒很大，我知道那是吃的，就抓起来吃。我管那个叫食物槽。食物槽还会有水泡，水泡是软软的。捏着咬开后可以喝里面的水。水泡的皮也可以吃。

但是，“名分”又是有吸引力的。因为所谓名分，无非尊卑贵贱之别。这“尊卑贵贱”四个字，既是诱惑，又是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尊贵的地位，那就有资格被尊重、被敬畏，别人就不敢小看他和欺侮他，他反倒可以对别人颐指气使、趾高气扬，这无疑是有诱惑力的。相反，一个人如果处于卑贱的地位，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践踏、污辱，别人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自己也只有“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这无疑又是很可怕的。所以，只要有可能，人们便都会争取一个好的名分，也就是所谓“攀高枝儿”。

封建伦常制度中的“名分”这个东西，是一种用心十分险恶的设计。从表面上看，它不过只是要维护一种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骨子里，却是要取消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使人不成其为人。因为任何名分，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只有在一定的“团体”和一定的“关系”中，才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团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家族、家庭；这种关系，可以是君臣，也可以是父子、夫妇。一旦失去这些团体和关系，名分就没有用。

所以，要获得名分，就必须寄身于某一团体。而且，一个人在团体中的名分越高，他对团体的依赖也就越大。最害怕“国破”的是国君，最害怕“家亡”的是家长。国破家亡，国君和家长便什么都不是。可见，一个人要想获得和保住自己的名分，就必须与某一团体认同，而团体的意识越强，属于个人独特的东西就越少。我们只要看看历史就知道，那些青史留名的忠臣孝子、烈女贤妻，差不多都是严于律己，一再克制自己的人。而那些身败名裂的乱臣贼子、娼女淫妇，则多半放浪任性、胡作非为。中国戏剧舞台上，坏人的戏总是比好人的戏好看，原因也在这里：好人必须守规矩，而坏人可以任性。

我醒了，睁开眼，周围是很模糊的光晕。我知道自己还在蛋壳里。需要伸手撕开包裹着我的软软的，象蛋壳一样的东西才能出来。蛋壳在一个方形的池子里，池子很简陋，盛了像水一样的液体泡着蛋壳。每次我醒来的时候，液体还剩一半。从池子里出来会觉得那种彻底睡足了的感觉。我总是找一身连体装穿上，比较厚，衣服已经很旧了。

梦里我做的事情也差不多。但是我会觉得很真实，从第一次就觉得很真实，所以印象很深。我甚至都清醒的知道又是这个梦。努力想醒，但是醒不了。我快受不了了，

黄昏的虎坊桥大街很热闹，来来往往的，眼前都是人，也有邻居围在马车前等着看新鲜，宋妈早就告诉人家了吧！ 兰姨娘换了一个人，她的油光刷亮的麻花髻没有了，现在头发剪的是华伦王子式！就跟我故事书里画的一样：一排头发齐齐的齐着眉毛，两边垂到耳朵边。身上穿的正是那件蛋青绸子旗袍，做成长身坎肩另接两只袖子样式的，脖子上围一条白纱，斜斜地系成一个大蝴蝶结，就跟在女高师念书的张家三姨打扮得一样样！

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然而也有其因缘来历，我们仍不能过分来责备宋人。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像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

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就变成了秃头的，独立的，不隶属于宰相了。而又是由皇帝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

在这个世界，“种种外部现实如此粗野地侵入人最私密的梦幻之中”，因此年轻人的灵魂被逼入一种被围攻的状态，最后被彻底粉碎。“那场战争，”古德曼先生毫不脸红地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次说到用人：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什么人该用，什么官该升，这是宰相下面尚书吏部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考课就等于铨叙，后来改名审官院。又把审官院分东西两院，东院主文选，西院主武选。又别置三班院，来铨衡一辈内廷供奉及殿直官。如此则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如是则不仅宰相和唐制不同，就是尚书成为行政总机关的制度，也都破坏了。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先秦时代的封建贵族，唐以前的大家门第，到中唐以后逐渐又在变。变到既没有封建，又没有门第，而城市工商资本，在中国历史传统上，又始终不使它成为主要的文化命脉。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而获得其营养。若使中唐以后的社会，果仍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则此下的中国文化也会急遽变形。这一点，也足说明何以中唐以下之两税制度能一直推行到清末。

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