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丁汝昌下达了三条守则后，便不再寄希望于脆弱的信号系统：

一、各分队必须同进同退，攻守相助；

二、战时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

三、各分队必须跟随旗舰行动。

丁汝昌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最高指挥。他要始终不渝地贯彻直插联合舰队军阵的战术。

炮弹短缺、军舰老化在伊东脑海里近乎天方夜谭——除非他有机会到超勇、扬威热浪滚滚的轮机舱亲眼看一看清兵是如何挥汗如雨地作业的。

定远舰的甲板上已铺沙蓄水，防止火灾。易碎物品全部弃置，舢板一概卸走，因为高升号的遭遇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幸落海，基本不用幻想日军施救，还要防止他用机枪扫射你。

被拆除的还有用来悬挂信号旗的横桁。

在没有对讲机的时代，原始的旗语号令即使日常指挥一支延绵数海里的舰队航行都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炮火纷飞烟雾弥漫的战场上。

采购之初，两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防护撞击巡洋舰，英国人命名为“金牛座号”和“白羊座号”，正是取这两种动物头上长角之意。

可惜，所谓的“之初”已是十几年前，在19世纪末日新月异的军备竞赛狂潮中，吨位不足1400的超勇和扬威显然廉颇老矣，装甲和火力也远逊于致远、靖远。

当然你会说，人广乙才1000吨，也不影响她以小搏大。

问题是广乙的定位是鱼雷舰，而年久失修的超勇、扬威则是撞击舰。

速度是撞击的生命，但在这两艘行将报废的弱舰上，锅炉兵便是使出吃奶的劲铲煤，也只能将航速冲到7节。

这直接拖慢了北洋舰队的整体速度，以至于伊东佑亨紧张得掌心冒汗：这么慢，丁汝昌在玩什么诡计？

日军没有定、镇这样的战列舰，但机动力强。伊东佑亨将舰队分为本队、第一游击队和西京丸—赤城三个战术小分队，下令在北洋舰队面前反复周旋、掉头，集中发挥巡洋舰的舷炮优势。

丁汝昌则令两舰为一个战术小分队，共分为五队。

每小队长舰位于前方，僚舰位于右后方四十五度角相距四百米处，避免误伤和碰撞。以定远—镇远小队为中轴，往左是致远—经远和济远—广甲小队，往右是来远—靖远和超勇—扬威小队。中轴一马当先，两翼依次靠后，呈一扇面，鱼贯而前。

弱点在右端的超勇和扬威身上。

19世纪中叶，铁甲舰的出现改变了海战的格局。

1866年的利萨海战，交战双方意大利和奥地利都编有铁甲舰。意大利采取传统战术，奥地利则将舰队排成人字形，以舰首对敌，先用大口径主炮狂轰，再如一把尖刀插入意军。

最后，意方旗舰被奥方旗舰的撞角拦腰撞沉，海战从此进入了新纪元。

以舰首炮替代舷侧炮，用口径换数量的理论方兴未艾，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便随之兴起。

对北洋水师来说，定、镇二舰装甲厚重，两侧没有太多空间布置舷炮，首尾倒是合计有八门305毫米巨炮，而致远、靖远又是典型的轻快巡洋舰。因此，以雁形阵切割敌阵后各个击破成为丁汝昌制订的作战方案。

这就涉及到阵型问题。

许多事后诸葛亮把黄海之败归咎于丁汝昌不懂海战，采用了愚蠢的阵型，其实是以蠡测海。

PC游戏《大航海时代》上来就教玩家“T字打法”，即海战时尽量使舰队横排成T上面的一横，以密集舷炮攻击敌军。反之，如果你首尾纵列成T下面的一竖那就悲剧了。

由于火炮密布军舰两侧，故传统海战打法非常单调。交战时双方都排成一横，一舷射完后调转船头射另一舷，射完的一侧则借此装弹，周而复始。

要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中国才首次出现吨位超过定远的军舰。

为了克制定远，日本专门发行公债，请法国设计建造了“三景舰”（松岛、严岛和桥立，为日本著名的三景）。

旗舰松岛，为了跟定远的巨炮较劲，极为勉强地安了一门320毫米的主炮。

问题是人定远吨位7500，它还不到4300。66吨的主炮往上面一放，比大头娃娃还滑稽。

头重脚轻的设计导致主炮转动时舰体会侧倾，遇到恶劣海况更是不敢转，否则会翻船。

一系列问题使得十分钟一发的理论射速降低到一小时一发，主炮完全成了摆设。

反倒是两舷各六门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在实战中发挥了作用，每分钟5发的射速打得清军满地找牙。

丁汝昌登上飞桥（观测平台），接过下属递来的望远镜，看了好一阵才缓缓放下。

利用浅水优势，使海战在大东沟附近爆发，显然对机动力不强的北洋舰队有利。然而，登陆还在进行，果真如此，运兵船势必遭到荼毒。

丁汝昌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长期以来的压抑也化作满腔的愤怒。

他下令起锚，迎战日军！

其实，伊东佑亨比丁汝昌还恐惧，他面临的毕竟是一艘长95米、宽18米，装备4门305毫米克虏伯巨炮，编制360人的庞然大物（定远）。

要知道，“捕捉定远”一直是日本小孩最钟爱的游戏；

要知道，军歌《定远还没有沉吗》在东瀛传唱已久；

过去之章 其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

林田顺一的话

您说的是那件事吗？是这样啊？不过，你想问我什么呢？我想不管你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吧？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的国中时代，那不是二十几年前吗？虽然我的记性没那么糟，不过能记得的实在有限啊。

说老实话，我是到最近才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么一号作家的。讲起来丢脸，这几年我根本没看什么书，其实这很不应该，因为我们做理发店生意的，跟客人聊天也算是工作之一，不管什么话题，都要能聊上几句才行。不过，我实在是太忙了。会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位作家，甚至知道他跟我同班，也是因为这起事件。嗯，我从报章杂志上得知日高和野野口的经历才唤起了记忆。报纸我大致看过了[...]

尤其谈到德国在第一次大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斯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傍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阿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已故马克思．韦伯（MaxWeber)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更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纯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

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气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气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到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